summer 范勇宏：专业人士作为发起人是基金公司治理的重大创新
从1998年3月中国内地第一家基金公司成立算起，中国的公募基金已走过22年历程。22年风云变幻，公募基金闯过18万亿元规模大关，管理基金数量近8000只。曾经的“老十家”已在业内举足轻重，曾经的开拓者早已鬓生白发。
作为“老十家”基金创始人中最后一个离开的总经理，范勇宏被视为公募基金业标杆式人物，是推动公募基金从0到1的践行者，培养出王亚伟、胡建平、江晖、孙建冬、张益驰、杨爱斌、郭树强等仍活跃在公募、私募行业的明星基金经理。
在范勇宏的娓娓道来中，一部基金的成长史，实则也是一部公司治理史，以及行业制度不断完善的发展史。在这个过程中，基金行业逐渐认识到人才的价值，认识到基金治理的重要性。那些公司治理良好的基金管理公司，将显现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基金行业总在讲赚钱效应、规模增长、明星基金经理、抢购、爆款……表面上大家看到的是投资业绩、基金规模，但背后的核心是什么？
范勇宏表示，背后的核心是公司治理和相应的制度性保障。“基金经理做好的基础是什么？是好的平台和公司治理。如果没有好的治理结构，基础就不牢固，公司发展就不稳定，基金经理又如何安心做好研究，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长期业绩？”在范勇宏看来，行业一直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从制度层面落实。
自成立之初，基金行业就在探索公司治理的制度性安排。1998年，国内诞生了5家基金管理公司。在试点过程中，决策层和行业一直在思索，到底什么样的公司治理模式，更利于中国基金行业的发展？
一般的企业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但在基金业，存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基金公司股东作为出资人，与基金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另一方面，基金持有人将资金交予基金公司管理，与基金公司存在信托关系。对基金公司而言，如何处理好股东、公司和基金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基金治理的关键难题。
因此，在1998年基金试点时，监管部门尝试了两类基金治理模式：一类是国有金融机构绝对控股型，以南方基金为代表；另一类是股权平均型，比如有4家股东，每家持股25%，以博时基金为代表。同时，确立了以总经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体制。
22年来，以总经理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始终没有改变。22年的实践证明，总经理为核心的管理体制符合中国基金行业的特点。
范勇宏表示，将股东和管理层进行切割，实际上是对投资者的钱进行保护隔离，是对持有人负责。对于基金公司而言，必须真正将持有人利益放在首位，不然持有人会“用脚投票”，公司的发展也无从谈起。
多年来，员工能否持股一直是公募基金行业争论的焦点之一。基金业内一直呼吁，希望实现核心员工持股。由于分歧很大，这一事项始终未得解决。
2011年2月底，新修订后的基金法草案正式下发给相关机构征求意见，该草案没有明确基金公司核心员工能否持股。2012年6月修订的草案稿也没有明确基金经理等核心员工持股的安排。按照立法程序，草案“二读”通过后将进入表决程序。一般情况下，“二读”通过，“三读”稿不会有大的原则性问题。
“如果新基金法不允许核心员工持股，今后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会再次修法。”当时的范勇宏对此充满遗憾。
之后，事情迎来了转机。2012年10月初，范勇宏在香山参加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时任分管基金的领导告诉大家，按照法律程序，经过立法机关和行业的共同努力，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基金法。一旦新基金法通过，将对我国基金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说，新基金法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解决基金经理等核心员工持股问题。领导问，这个问题重要吗？我说，非常重要。”范勇宏回忆。
范勇宏介绍了当时基金治理存在的问题，比如基金经理炒股票，基金持有人利益得不到很好保护，股东赚钱基金持有人亏钱等。在范勇宏看来，基金行业是轻资产行业，高度依赖人力资本。基金经理等专业人才在基金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该突破现有基金治理模式，允许基金经理等核心人才持股，实现基金管理人、公司股东、基金持有人利益一致。
“直接为投资者创造回报的基金经理不能成为股东，不合情理，不利于基金行业健康发展，更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范勇宏表示。
听完范勇宏的介绍，领导让他写个材料报上来。有关基金管理公司员工持股的问题，之前已讨论多次，范勇宏也以为这次只是领导随口一说。没想到，国庆假期一结束，领导秘书就打电话来要材料了。
“我赶紧组织有关人员撰写关于核心员工持股必要性的报告。原来就有这方面的研究材料，又比较熟悉，花了一下午时间，就写好了《关于建议基金管理公司核心员工持股的报告》，并在下班前报了上去。”范勇宏回忆道。
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基金法。新基金法于2013年6月1日正式实施。新基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实行专业人士持股计划，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范勇宏表示，关于股权激励问题，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基金行业，此前都在不断呼吁。早在2006年，证监会就表示要推动基金公司试点股权激励。2007年初，证监会鼓励基金公司进行股权激励试点。此后，几乎每年基金业人士都在建议、争取。
“作为基金业一员，我也多次提出建议。我们只是为基金行业立法提出一点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至于能否被采纳，是否有必要，立法部门、监管部门自然会根据国家法律和金融监管需要作出决策。”范勇宏说。
2014年4月25日，中欧基金公司窦玉明等5名高管合计持有公司股本的20%。这是自然人首次出现在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名单上，其意义非凡，效果立竿见影――数据显示，中欧基金2013年末的规模仅115.7亿元，到2015年二季度末突破千亿元。截至2020年三季度，中欧基金规模突破3500亿元。
如今，易方达、汇添富、银华、天弘等大型基金公司也实行了专业人士持股计划。
继核心员工持股，专业人士发起设立基金公司的提议，也开始走进公众视野。
2013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管理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专业人士可以作为基金公司主要股东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允许专业人士成为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股东和非主要股东，充分肯定了人力资本在资产管理行业中的核心作用，有利于行业建立长效激励和约束机制。
2015年3月3日，第一家由专业人士作为发起人的基金管理公司泓德基金设立。王德晓以自然人大股东身份发起设立泓德基金，并持有26%的股份，成为第一家由自然人发起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
“这是中国公募基金治理的重大创新，对未来中国基金业乃至整个资产管理业的健康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范勇宏表示。
此后，专业人士系基金公司雨后春笋般涌现。2016年4月，首家全部由专业人士发起设立的公募基金――汇安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同年7月，首家“私转公”――鹏扬基金管理公司成立。之后，5家由专业人士控股的基金管理公司相继成立。
“例如陈光明、林鹏等明星基金经理，自己设立基金公司，产品依然‘叫座’，得到了投资者认可，说明这种治理结构是好的。随着投资者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认识到优秀基金经理的价值，这是未来的趋势。”范勇宏表示。
截至今年11月底，20家专业人士设立的公募基金获批成立，有实际产品运营的公募基金公司16家，管理规模合计近3000亿元，且均为主动型管理基金。其中，泓德、鹏扬、睿远、汇安、淳厚、蜂巢、惠升等基金公司的规模都在100亿元以上，前4家规模均超250亿元，越过业内认定的“生存线”；泓德和鹏扬规模均超600亿元，跻身中型基金公司阵营。
专业人士系基金管理公司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但基本不搞“大而全”，而是通过明星基金经理坐镇，打造“精品店”模式。
范勇宏相信，随着基金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基金公司将分化为主动型基金管理公司、被动型基金管理公司。一批由专业人士发起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将发展壮大，在主动投资管理方面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