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 尊重民意不可唯“票”是举
公共选择要体现民意，人们往往会想到由公众投票，认为只有投票才能保证结果公正。的确，公共选择不同于私人选择，你个人选择买什么样的住房与他人无关，用不着听别人的意见；可公共选择关乎公共权益，当然要尊重民意。问题是：民意表达是否一定要投票呢？
我的看法，投票是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但并非最佳方式。何以见得？让我们先看经济学怎么说。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的最高准则是“一致同意”。可他同时又指出，由于人们的利益存在差别，要求“一致同意”会产生昂贵的成本。舍优求次，只好降低同意的“百分比”，比如从100%同意，降为80%、70%，或者是51%，于是就形成了“多数同意规则”。
相对于“一致同意”，“多数同意”显然可降低决策成本，但由于每项决策都是在有少数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这就难免使公共选择带有某种强制色彩。对此，人们通常的看法是，少数服从多数是一种“民主”选择的过程，它虽然会使少部分人利益受损，却可让大部分人获益。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仍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然而法国学者孔多塞却不这样看。孔氏怎么看？下面是一个假定的例子：假定有三家公司，同属一个主管部门，现在主管部门决定将其合并为集团公司，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将从三家公司现任经理中产生，他们分别是牛经理、杨经理和马经理。可供选择的方案有：职工普选、主管部门任命、按资金实力确定。最终到底采用哪种方案，将由三位经理采用投票的方式决定。
上面三个公司中，牛经理的公司职工人数最多，资金实力最弱，与主管部门领导关系尚可。因此，牛经理希望职工普选，最反对按资金实力确定。杨经理的公司职工人数最少，资金实力居中，但跟上级领导关系很“铁”，因此他主张由领导任命，最反对职工普选。马经理的公司资金实力最雄厚，但与上级领导积怨很深，因此他最赞成按资金实力确定，反对主管部门任命。
现在有趣的事发生了。若按多数同意规则，三个投票者中，总有两人认为方案A优于方案B；方案B优于方案C；方案C优于方案A。如此一来，哪个方案最终通过，取决于投票的次序。比如先对A和B投票，牛经理和马经理更偏好A，则A方案通过；若先对A和C投票，马经理和杨经理更倾向C，则C方案通过；若先对B和C投票，牛经理与杨经理更倾向B，于是B方案通过。
这一现象最早由孔多塞发现，后来美国学者阿罗又作了进一步研究。他发现，如果让两个以上投票者就两个以上方案投票表决，就可能出现往返循环的结果，而且出现的概率，会随着投票人数和供选方案增多而上升。经过严格数学证明，他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任何多数同意规则，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地保证投票结果符合多数人意愿。此结论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阿罗的结论无疑是一种警告。给我们的启示是，公共选择固然要尊重民意，但尊重民意未必一定要投票，更不可唯票是举。事实上，正如市场可能失灵一样，投票也有可能会失效。尽管失效的概率很小，但这并不意味着阿罗的警告无足轻重。飞机失事的概率不到万分之一，但一旦掉下来，对乘客可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不知读者是否赞成阿罗的观点，为帮助读者理解，我这里再作三点补证：
第一，关于阿罗“多数人同意”不一定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结论，我可用一个真实的例子佐证。20多年前，我老家父母官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希望发展珍珠养殖产业。经过村民集体投票，多数人同意办珍珠养殖场。不料几年下来湖水被严重污染，村民又怨声载道，于是10年前只好停产。
第二，按“多数人同意规则”选出的官未必就是好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谓造福一方，是说当官要为老百姓办事。问题也在这里，官员只要办事就可能得罪人。办好事会得罪坏人，办坏事会得罪好人。要是官员的职务晋升只看选票，当官的谁会去得罪人呢？若一个官员为了不丢选票而碌碌无为，得票再高也不是好官。
第三，投票必然产生成本，而且成本会呈递增趋势。从经济学角度看，投票竞选类似于市场竞买，谁付出的推介费用高，谁就有可能胜出。也正因如此，竞选成本会不断攀升。
要特别说明的是，投票虽非民意表达的最佳方式，但却不能排斥投票。如果投票人数和供选方案不多，当然可以投票。不过我们要知道：公共选择的民意表达有多种方式，除了投票，民主协商也是重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