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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疫看中西化差异
近来，网络上有一种说法流传颇广，说中西面对新冠疫情应对方式的不同，主要不是体制的差异，而是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几千年前的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奠定了。这说法很有趣，虽不全面，但确实可以从中看一下这两个故事如何奠定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差异。
以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为例
诺亚方舟是《圣经・创世纪》里的故事，创造世界的上帝见到人类渐渐变得邪恶，彼此尔虞我诈，于是计划用洪水消灭恶人和整个世界。但他同时也发现，人类中还有一位叫诺亚的好人，所以他指示诺亚提前建造一艘方舟，大洪水来临之时，带着他的家眷，还有所有的动物上了方舟。诺亚登舟之后，上帝降下了大洪水，连续下了四十昼夜的倾盆大雨，淹没了大地上所有的一切，诺亚方舟之外的生灵都死亡殆尽。大洪水结束后，诺亚带着一家人和所有的动物按照上帝的旨意，生养子孙，繁衍后代。诺亚带着感恩的心，向上帝献供了祭品。上帝欣慰地表示，将不再会毁灭世界，并以彩虹为证。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很多文献中都有，最早的是《山海经》。大约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洪水为患。临危受命的大禹在新婚四天就离家治水，此后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带领着一批助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遍了当时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他采取了“疏”的方法，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成功治理洪水，使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总结中国的各种神话故事，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都反映了一种抗争精神，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这已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是民族信仰的一部分。这种精神，远的不说，在这20来年历次的救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直到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从疫情开始在欧美蔓延，我们就发现西方人对待疫情的反应和中国人差异很大。比如英国政府前段时间抛出了“群体免疫”概念，我们认为简直是惊世骇俗。但在英国，根据民调，有一半左右的人对此表示理解。这是比英国政府抛出“群体免疫”还要令人困惑的事。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说，最后可能会有70%的德国人会感染。在欧美，有一大堆政坛高层，社会名流中招，感染了新冠病毒，但他们看起来相当淡然，依然开会，聚集，不戴口罩。
随着疫情的发展，欧美社会也开始紧张，在家上班，停学停课，封城之类的，但总体而言，和中国相比，这些措施和执行的严格程度都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是道德价值，为此是可以冒着生命危险甚至舍弃生命的，这是高于生死的。而对于普通人，在没有道德义务时，中国人对个人生命是极其看重的。除死无大事，好死不如赖活，类似的口头语充满了我们的生活。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其终极价值是在彼岸的，相对而言，对死会淡漠很多，对生离死别也会比我们寡情得多。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在西方语境下，是非常自然的。这次的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影响深远。不同的体制和文化，都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应。
文化只是一个角度，文化比较是不充分和不完整的。但在历史性事件的冲击下，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和审视，更了解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