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智 理解2010年中国经济：重点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理解2010年中国经济：重点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更新时间：2010-1-18 21:59:46 理解2010年中国经济
率先反弹的中国经济今年将继续在增长上“领先一步”，但政策重点还是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上实现关键性突破
2009年中国经济的“V型”反弹，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奇迹”的最新演绎。这个故事受到了一些质疑、批评甚至攻击，但“中国经济照耀全球”的现实，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韧生命力不容低估。而2010年的中国经济，第一次以全球经济“灯塔”的身姿，吸引了大国政商要角和经济智囊广泛的高度注意。
新年伊始，中国的宏调政策以怎样的思路和原则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经济运行？2009年积累的新难题和过去十年积累的体制困局如何在新一年得到缓解或突破？执政党怎样在国际经济危机中继续掌握先机？使得2010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又成为“中国奇迹”能否持续的新考验。
为此，《瞭望》新闻周刊近日采访或接触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研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国研中心外经部部长隆国强、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安邦咨询公司副总经理贺军和太平洋研究院研究员周明剑等多位体制内外政策研究人士，以期从朝野内外获得更具建设性的国策经略，和对中国经济更立体的理解。
“动平衡”式宏调
1月12日晚7点，央行官方网站公告称，从2010年1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次日，众多分析机构和研究人士将之评述为“显示国内的通胀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紧缩政策的加速推出”，强调“国内政策环境开始转变”等议论。
类似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政策分析充斥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中国市场。在日前“2010年的经济政策”论坛上，卢中原对此颇多无奈。在其看来，宏观调控本身的重要原则就是相机抉择，“宏观调控就像一只熨斗，在经济过热时要往下压一压，而在经济低迷时要往上托一托。不用老盯着什么时候政策退出或转变，形势变了，政策一定会调整。”
事实上，2003年新一轮经济增长以来，“点刹”、“微调”成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主题词，尽管期间也出现过时机转换拿捏上的问题，但“动平衡”式的宏调已经成为决策者施政的新原则。所谓“动平衡”概念，相对于“静平衡”。如果说静平衡是一个球面在水平面上寻找平衡点，那么动平衡就是在两个球面间寻找平衡点。后者最大的难度就是，两个球面在静态中绝对无法平衡，必须在三维体系的动态运转中才能找到稳定的平衡。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内部文章中，以货币政策为例解读了这种“动平衡”宏调的含义。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低通胀、经济增长、保持较高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周认为，中国经济是改革转轨的经济，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考虑多目标。
“比如，我们的价格体系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价格体系改革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通胀成本。但这些改革是必要的，所以必须在当前的目标优化和未来的目标优化的程度间作出权衡。”周小川强调，货币政策必须考虑支持资源配置优化，必须考虑到能源、资源包括水资源价格的改革，住房、公共交通等公共事业改革。
“对这些改革我们一方面要支持，另一方面，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对此留有空间。”否则，“如果单纯以通货膨胀目标制考虑，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抵制这些改革，因为这些改革不利于实现低通货膨胀。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的。”而这种多维目标下相机权衡重心的综合平衡做法，就是“动平衡”式宏调的精髓。
“现在，不能因为央行连续几周发央票就说紧缩来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我们把握中央大政方针，要注意当前全局形势是企稳回升的关键阶段，务必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卢中原对当前“政策是否转向抑制通胀”的争论在语气上流露出了不解，“我们要更多关注经济形势的稳定性，和比较稳定时结构调整力度加大、改革措施推进的政策影响。”
因此，理解中国的宏调政策，需要学习和认识“动平衡”原则，也即要研究每一个时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反映出的主要矛盾，深刻理解中央对此判断和权衡的重心，才能找到政策的真正“风向标”。
经济企稳酿调整契机
“我个人认为2010年保持9%的增长速度毫无问题，甚至可能更高。”
在卢中原看来，一方面，一揽子刺激计划带来的巨大需求还在继续惯性增长，促进结构调整的改革政策和金融政策相继出台和落实，又将带动新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带来去年消费快速增长的汽车购置税减免、家电下乡、摩托车下乡和农用车下乡等一系列的消费政策还在深化，而类似支持农民自建住房等更重大消费政策即将出台，“今年完全可以把企稳回升的经济发展势头延续下去。”
即使是去年表现最不好的外贸，隆国强的分析也让本刊记者感受到了“V型”反弹的可观潜力。他认为，2009年中国在外贸上获得了两个预想不到的基础：其一，在三大经济体的市场份额迅速提升。上半年中国在美国、日本、欧洲三大市场的份额上升1.5%～3%，而过去提高1%份额需好几年。其二，出口额逐月增加。从去年1月份的600多亿美元到11月份的1100多亿美元，翻了近一倍。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产品结构特点以及产业配套能力强、综合成本低等优势，在危机中形成了相对更强的竞争力。”据隆国强调查，危机爆发后很多跨国公司订单总量在减少，但却把其他国家的工厂关闭了，向中国集中订单。
“加上2009年基数较低，如果全年平均每月出口达到1100亿美元，今年出口增长率就可以超过12%。”隆国强的判断是，“按照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2010年外部需求要好于2009年，出口没有太多值得担忧的事。”
采访中，祝宝良的预测是，“在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国内现有政策取向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8.5%左右，CPI将增长2.5%左右。”
既然“三驾马车”至少都会比去年更为健康和乐观，李雪松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出，一定要借助2010年可能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市场局面，坚定地推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在调结构和促转型上下更大的功夫，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更良好的结构支撑、技术进步支撑和体制创新支撑。”
贺军也非常赞同这个判断，“目前，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国内经济形势趋稳，外部气候变化带来的倒逼效应和内部结构失衡形成的改革压力正在形成合力，完全有可能形成较为有利的变革环境。”
“我们说百年不遇的危机其实也是百年不遇的机遇，此时不动脑子、不采取行动可能就会错失机会。”隆国强对此颇为感慨地说，“现在讲‘后危机’，对中国而言，就是要强调抓机遇，抓住这场危机带来的机遇，使得在危机真正过去以后，中国国力能够上一个甚至几个大台阶，我们才对得起这场危机。”
最大驱动力在城乡统筹
“中国国情是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因此，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农村发展状况具有决定性。”陈锡文为本刊记者揭示了中央政策中一个被众多国内外研究人士无意中忽视了的关键性成就，“应对金融危机过去一年中，我想大家都有这个体会，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农业是稳定的，农村是稳定的，农民是稳定的。没有这个基础，我想很难办。”
其实，解决好“三农”问题不仅是应对现在乃至未来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关键性前提保障，而且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就来自于与“三农”问题直接相关的城乡统筹。
据陈锡文透露，中央政策对此强调五句话：其一，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坚持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其二，要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任务；其三，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其四，要把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其五，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我国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
这五句话几乎就是中国新一轮生产力解放的宣言书：中国的人口和资源多数在农村，只有农民有了购买力、农村市场得到拓展，战略意义上的扩大内需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现实。作为基础产业，农业实现了现代化，才能够对整个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起到重要的带动作用。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是统筹城乡发展，围绕其确立的核心内容——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就是启动新一轮中国可持续增长的两把“金钥匙”。
一个月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特别讲到，“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认为，这个方向符合1.5亿多农民工的意愿，符合市场化、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总书记特别提到两件事，值得高度关注：其一，要优先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上学问题；其二，要推进城镇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改革，为新生代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转变为城镇居民创造条件。”
这两点，是农民工得以真正市民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城镇化顺利推进的前提基础，更是统筹城乡发展、释放内需驱动力的“胜负手”。贺军告诉本刊记者，在中国发展中的诸多不平衡中，最大不平衡就是城乡差距，但差距解决得好，就变成了巨大的发展动力。
例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去年在五个城市作了一个6000多农民工样本的问卷调查，70%的农民工可以接受的房价是3000元以下，可以接受的房租是100～300块钱。这一方面反映出现在城镇住房供应体系跟农民工承受能力的完全不匹配，另一方面也说明，如果实施保障型住房政策对农民工的覆盖，将可能产生本世纪中国最宏伟的一次需求释放。
“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2010年进入保增长和调结构的艰难平衡期，利益博弈使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更加扑朔迷离。”周明剑认为，新一年仍然面对着诸多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的经济风险，但其中最大的风险可能是改革和调整的踟蹰不前，或既得利益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阻碍。
一方面，改革要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扩大经济总量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需要通过改革把重点从扩大投资转移到创造社会需求上来，并由此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看，如果不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找到宏观经济稳定的体制机制非常困难。
另一方面，改革要促进社会进步。当前，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全面增强。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利益协调与利益结构调整，改革应当在协调利益关系、促进公民社会有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由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2010年如果不能在关键的改革和调整上取得突破，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尤其改革迟滞可能加剧社会对改革预期和改革决心的怀疑，更加凸显改革对201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贺军认为，另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地方债务，“银监会央行在去年调查，去年的地方的财政赤字在5万亿，去年的信贷为10万亿，相当于信贷的百分之五六十，就是隐性的地方债务。一年之内增了四倍，余额由一万亿上升到五万亿。”
他在基层调研时的发现印证了地方债务风险的巨大，“某城市的一个区级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十几亿，而债务余额已经达到八十多亿，每年支付利息十亿多，相当于区政府一年财收。而财政收入刨去日常支出，仅剩两个亿，完全不够支付利息。”
“如果地方债务扩张到风险爆发，按照目前的体制，最后受到拖累的，第一是中央政府，其次就是银行。”贺军说。
再有就是贸易保护主义。隆国强认为，因出口结构限制，中国产品主要处在中低端，还没有与高端市场的发达国家产品正面冲突。这也说明了当前我国出口遇到的贸易摩擦，远没有当年日本和美国之间发生“贸易战”的程度，“随着中国产业出口结构升级，在美欧日三大市场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当最终主导产业正面竞争时，真正的‘贸易战’不可避免。”
为此，隆国强建议，开拓新兴市场，“中国在美日欧发达市场拥有22%的市场份额，但在全球市场份额只有8.9%，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占有率非常低。”比如，目前新兴市场复苏非常快，而且处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加速工业化的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很大，而中国恰恰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