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这篇文章给大家聊聊关于比特币诈骗罪案例分析，以及比特币诈骗罪案例分析题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哦。
本文目录
诈骗虚拟货币构成诈骗罪吗如比特币之类的挖“比特币”等非法“挖矿”行为可能涉嫌的罪名代理押汇合法吗诈骗虚拟货币构成诈骗罪吗如比特币之类的虚拟财产也受法律保护，诈骗虚拟财产同样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可以根据其情节（非按数额）及造成的危害性定罪量刑。如果情节严重（或较为严重）、社会危害较大也同样涉嫌诈骗罪。
《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挖“比特币”等非法“挖矿”行为可能涉嫌的罪名加密数字货币非法“挖矿”行为可能涉嫌的刑事犯罪
作者：李俊南，上海华勤基信（杭州）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近年来，比特币、莱特币、狗狗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火热行情吸引无数一夜暴富心态的人群积极参与，币安、火币、OKEx之类的网站迅速扩张拥有大量交易参与方，除了通过买卖途径，很多人也选择通过“挖矿”获得加密数字货币。在“挖矿”的过程中产生一系列行为，而其中部分行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笔者认为，如果要辨析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必须先就加密数字货币和“挖矿”行为的概念进行了解。
第一部分关于加密数字货币和“挖矿”的概念和性质
一、加密数字货币的概念
口语化普遍使用“虚拟货币”或者“数字货币”来指称比特币、莱特币、USDT、狗狗币等，其实“虚拟货币”或者“数字货币”的范围比较广泛，泛指不受管制的、数字化的货币，包括我们日常所知道的腾讯Q币、盛大元宝等游戏币或置换网站内部增值服务等的网络专用币，也包括加密数字货币，笔者本文探讨的各种行为或情节特指加密数字货币。加密数字货币是一种使用密码学原理来确保交易安全及控制交易单位创造的交易媒介或者商品，来源于开放式的算法导致没有固定的发行方或管理方，通过网络计算方法进行解密获得原始数字货币，因为算法解总量可控从而做到让数字货币总量固定，交易过程获得网络中各个节点的认可从而导致交易行为的固定性或安全性。
加密数字货币与实物货币或者形式货币的数字化不同，《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1]和《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2]明确其作为虚拟商品的性质，“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是真正的货币，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货币最初为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而后变为金属（尤其是金银），这些本身即有价值的物品被挑选出来赋予交换权，按照某一时间点特定的价值比例可以循环、普适地交换其他商品或服务。政府（包括其他具有公信力的主体）成立后发行法币，基于政府公信力和金银储量等基础进行许诺，赋予法币可以代替实物货币进行与商品或服务之间的交换。法币（比如人民币、美元、英镑等）是在主权信用、货币契约理论和金银储备等基础上而被赋予的代表一定可供交换价值的社会接受度。而社会之所以接受，是因为发行法币时，主权机构将会就该等份额的法币做出相应信用许诺，法币具有转化为真实实物价值的可能性。通常每个主权国家或区域只是用一种法币，由中央银行发行和控制，严格遵循“MPQV”的公式进行计算，避免发生严重背离市场的通货膨胀或紧缩。
加密数字货币背后并没有所谓的主权信用或价值支撑，是通过区块链技术保密和流通、计算机算法而获得的虚拟物。区块链是用分布式数据库识别、传播和记载信息的智能化对等网络。2009年比特币第一个区块被开发出来，有人称之为“创世区块”。用于加密数字货币的计算机算法，目的是生成一种虚拟标记，这个标记被设定的程序认为完成了程序要求的解或运算结果程度，基于运算结果给这个标记一定的数字货币值。这个值本身没有内在价值，是数学难题的解答，充其量可能对应的就是解法研发和所耗费的“矿机”购买价格、能耗价格等，而前者无法代表有价物，后者代表的只有消耗而没有创造。
二、“矿机”和“挖矿”
获得加密数字货币的初始方法就是运算，需要借助计算机（“矿机”）来完成复杂运算过程。“矿机”通过中央处理器芯片或者显卡参与数学计算，开展“挖矿”过程。如果能够计算出结果，那么被赋予一个或者几分之一个数字货币值。以比特币为例，“挖矿”就是找到一个随机数（Nonce）参与哈希运算Hash（BlockHeader），使得最后得到的哈希值符合难度要求。
“挖矿”过程涉及的参与方和设备材料包括矿工、矿机、矿机销售方、矿池管理方、区块确认和广播等。矿工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参与“挖矿”的每个人或机构，矿池是为了避免单个矿工“挖矿”收益的不稳定性而聚合矿工后产生的集合，根据不同矿工的运算贡献对收益结果进行分配，区块确认和广播是通过区块链节点互相认可某一个矿机代表的矿工工作量证明，进行记账和通知其他节点。矿工的收益存储于有密钥的电子钱包中，可以查阅、使用和交易。“挖矿”的形式主要分为集中托管式和分布式，前者是矿工将矿机托管给某个矿池管理方，矿工支付电费和管理费，矿池管理方统一进行操作维护；后者是矿工自行管理矿机。
笔者认为单纯的“挖矿”行为在此前并未存在任何有关于涉嫌违法的法律规定，但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五十一次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坚决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此后就虚拟货币非法“挖矿”行为应当会出台进一步的规定。
第二部分非法“挖矿”行为涉及刑事犯罪的现状
一、笔者以“刑事案件”、“虚拟货币”、“挖矿”等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进行搜索，存在132篇文书。经过对案件文书的研判，笔者发现：
1.根据审判程序来看。一审判决书占比81.81%；二审裁定书等占比16.67%；审判监督驳回申诉通知书等占比1.52%。
2.根据定罪罪名来看。（1）一审定罪主要分布为：盗窃罪主要为盗窃公共电力资源，计算机系统相关犯罪主要为在他人计算机内植入木马外挂程序、利用工作职务便利使用可控制的计算机系统挖矿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除了与“挖矿”有关，还与加密数字货币的发行紧密相关，少量盗窃罪和其他类案件主要是与矿机买卖相关，或“挖矿”收益取得后被非法侵犯产生的其他犯罪行为。大量案件为单一罪名，少量案件数罪并罚。（2）二审定罪主要为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犯罪，占50%；控制、入侵、破坏计算机系统等计算机系统相关犯罪，占18.18%；其余各项罪名（抢劫罪、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盗窃罪等）占31.82%。基本所有案件均维持原判。二、笔者另通过网络搜索发现：
2018年5月腾讯网报道[3]称，“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提前介入一起特大网络黑客盗窃虚拟货币案，并批捕该案三名嫌疑人。三名嫌疑人为专业化的网络技术人员，组织‘黑客联盟’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并将计算机中的虚拟货币转移，涉案金额高达6亿元”。
2020年11月哈尔滨新闻网报道[4]称，黑龙江警方抓获28名犯罪嫌疑人，成功破获一起涉嫌以“哥伦布CAT虚拟货币”“挖矿”为噱头的特大网络传销案件，总价值近人民币3亿元。
2021年5月8日法制现场报道[5]称，武汉市洪山警方“宣布打掉一专为网络诈骗团伙开发APP的科技公司”，“晟昌科技”接受委托定制开发一款名为联合众鑫的虚拟币平台，以USDT充值后，“宣称兑换联合众鑫独有币种ZBCT后，可在平台内购买矿机挖矿产生收益”，但矿机运营图片全部为网络图片，同时可以使用后台修改权限，“随意修改ZBCT价格及具体收益比率”。“晟昌科技”公司“3年间开发了150余个涉及区块链、虚拟货币、电子钱包、网络商城等APP、小程序，几乎全部是网络金融诈骗、传销团伙所定制”[6]。
公布案例和网络报道表明，近年来与加密数字货币“挖矿”行为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非常猖獗，采取网络等方式，存在金额高、行为性质复杂、多角色参与、受害者群体遍布广等特征。
第三部分就非法“挖矿”行为涉及刑事犯罪的一些思考
一、我国关于非法“挖矿”行为的态度
从201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至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要求，都在宏观层面确认了加密数字货币在发行、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风险。因为加密数字货币去中心化不可管控的特性，被大量的犯罪活动所“青睐”。
2021年5月25日，内蒙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坚决打击惩戒虚拟货币“挖矿”行为八项措施（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前已多次对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行为进行围追堵截。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发布《关于召开虚拟货币“挖矿”有关情况调研座谈会的通知》。
二、从国际上而言
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地均已出台了与虚拟货币相关的行业规范政策，比如在投资人门槛、交易所牌照、实名认证机制等方面均有所要求。印度则准备直接禁止民众交易及持有加密数字货币。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大趋势也逐渐朝着管控方向归拢。
三、非法“挖矿”行为的非法性体现分析
单纯的个人购买或者租用矿机进行加密数字货币“挖矿”，并未有法律规定禁止，这是基于个人需要而获得虚拟商品的行为，需要被禁止的应当是带有非法属性的“挖矿”行为。
前文提及的案例表明，主要犯罪行为体现为：
1.技术型非法攫取
部分不法分子利用投资者购买矿机，或管理计算机，或其他便利条件，通过对计算机系统内植入木马病毒为自己“挖矿”，涉嫌入侵、控制或破坏计算机系统犯罪,或盗取他人已经获得的加密数字货币涉嫌盗窃罪。
2.盗取电力资源
部分不法分子通过私设电缆、增设微电脑控制器等手段盗窃电能用于“挖矿”，已经成为了部分地区的多发性案件。盗电行为不仅仅直接通过秘密手段非法使用和侵犯了公共资源和他人合法权益，同时可能会因线路漏电引起火灾、影响节能减排政策下的区域供电安排和平衡、影响区域性阶梯用电的电价，应予以打击。
3.引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或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涉众
（1）A宣称可以销售（含销售后托管）或租赁矿机进行“挖矿”，A向社会公众宣称，矿机具有强大的算力（衡量矿机销售价格或租赁费用多以算力或配置为主要标准之一），称可以每月获得一定的加密数字货币收益回报。如果回报是维持在一定的固定标准时，则A就有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A宣称其矿机存在一定标准的算力，但实际未达到该等运算效率，甚至矿机并不实际存在，A收受投资人支付的购买款和租赁费，就涉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或集资诈骗罪。
（3）A通过三级以上代理渠道推广“挖矿”业务，要求各级代理必须先购买或承租一定数量的矿机，可以介绍他人参与购买或承租矿机“挖矿”的行为，可以获得浮动收益。也就是说，代理通过购买或承租一定数量的矿机获得入会资格，再通过拉人头等方式拿到另外的利润分配，形成三级或以上组织架构，A将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四、再进一步思考
1.A没有矿机或矿机根本不符合其宣称的性能，向投资人销售的同时约定托管，或进行租赁时以虚假信息表现存在矿机、以各种借口阻止投资人现场查看或查看虚假场所，但是A与投资人约定退出机制并按月交付投资收益，在市场上购买加密数字货币宣称“挖矿所得”给予投资人、赚取利差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笔者认为A的行为属于诈骗行为，究其本质都是采用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使投资人误以为A有符合宣传的矿机、可以带来符合预期的收益，才支付的购买价款或租赁费用。
2.A自己发行了一种加密数字货币，自行定价，宣称租赁A的矿机可以“挖矿”获得该加密数字货币，实际上并没有矿机供投资人使用，仅仅是根据投资人的投入金额，向投资人固定地发放加密数字货币。A通过程序设定“挖矿”所得数量，甚至将该加密数字货币与主流加密数字货币的兑换价格无限调整，是否涉嫌犯罪？笔者认为，A的行为仍然是诈骗行为，该加密数字货币可能仅仅在A控制网络节点中做闭环运作，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利用投资人的回报期待，以无价值的数字化产物置换法币（也可能现要求投资人以法币购买主流加密数字货币，再以主流加密数字货币进行投资，增加手段的隐蔽性），实际上还是非法占有受害人财产。
3.A发行了加密数字货币，投资人租赁矿机参与“挖矿”的目的不在于看好该加密数字货币的升值空间，而在于该加密数字货币与主流加密数字货币的恒定兑换比例。投资人以其获得的黑色或灰色收入购买该加密数字货币，在闭环系统里兑换为主流加密数字货币，通过买卖获得法币资产。涉及犯罪所得的非法收入通过“挖矿”洗白。A的行为根据其故意程度、参与上游犯罪程度，可能涉嫌上游犯罪的共犯、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洗钱罪等。
综上所述，大量人群为了高回报期待参与“挖矿”行为，在不法分子的引诱、欺骗下，或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可能发生违法犯罪的行为，涉案的罪名种类繁多，行为手段也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涉众化，需要加强监管，避免加密数字货币的热潮给犯罪活动提供温床。
代理押汇合法吗「关键词」进口押汇，银行，风险虽然进口押汇在国内银行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比较普遍的推广，但是其内在法律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目前国内没有给进口押汇以特殊的法律安排，押汇潜伏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了解法院对待进口押汇的态度，有助于银行把握进口押汇的法律风险，并对业务操作的局限性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一、法院认可押汇协议的合法有效，但认定银行有控制质押物的义务1997年工商银行福田支行诉三佳
公司、深圳市物资公司进口押汇担保纠纷案，涉及了押汇协议的合法有效性、银行质押权的合法、有效以及质押与保证的关系问题。下面对该判例作以评论。（一）案件事实与法院判决1997年4月7日，原告工商银行深训分行福田支行根据被告三佳公司的申请，开出编号为LC44608970028不可撤销即期跟单信用证，开证金额为港币2110190元。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价值港币2110190元。信用证开出后，香港国华银行于1994年4月10日向原告发出进口到单通知书及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有关单证，要求原告支付信用证项下金额。原告遂于同年4月16日向三佳公司发出进口付款通知书，要求三佳公司审核后确认是否承兑，三佳公司于4月14日向原告表示同意付款。此前，三佳公司曾于1997年4月15日向原告提出申请，表明对原告开出的即期信用证项下进口牛皮，因进口后分批排产，收汇期要三个月，特向原告申请进口押汇，金额为港币1899261元。1997年4月18日，原告支付了信用证项下款，同时，原告将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有关单证交予被告三佳公司提货。同年4月22日及4月30日，被告三佳公司再次向原告申请要求对LC44608990028信用证金额押汇HKD1899261元，期限三个月。1997年5月8日，另一被告深圳市物资公司向原告出具进口押汇额度担保承诺书，表示对原告为被告垫付的进口信用证项下押汇款项，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当天，原告和两被告签订一份进口押汇协议书，约定原告同意为被告三佳公司提供进口押汇额度HKD1899261元额度的有效期一年。被告物资公司对被告三佳公司的还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押汇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原告对进口押汇信用证项下货物享有质权，如三佳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原告债务，原告有权依法处分该批货物。签合同时，原告和被告三佳公司未知被告物资公司有关原告已将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的单证交予被告三佳公司提货的事宜。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于当天向被告三佳公司出具一份借款借据。借据载明借款人为三佳公司。金额为HKD1899261元，借款用途为信用证项下押汇，到期日为1997年8月8日。三佳公司在借据上盖章确认。此后，被告三佳公司用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进行加工生产，并出口销售。原告在此过程中，未对该货物进行有效监管。还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三佳公司未偿还原告的借款。1997年9月9日，原告向两被告发出催告函，要求其尽快还款。1997年9月2日，被告三佳公司向原告偿还押汇款港币593261元，余款未还。同年12月12日，原告将被告三佳公司尚欠押汇款港币1300600元转入逾期贷款科目。以后，原告经追讨欠款未果，遂诉至法院。双方结合事实以及对进口押汇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抗辩。原告诉称：被告三佳公司于1997年5月8日向银行贷款（进口押汇）港币1899261元，由被告深圳市物资公司提供担保，1997年8月8日押汇到期后，银行多次派人上门催收，但被告三佳公司在1997年9月22日偿还银行港币593261元外，仍欠银行贷款本金港币1306000元，利息120178.7元（计至1998年5月22日）。现银行请求判令被告深圳市物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三佳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庭审时辩称：原告所诉属实。[page]被告物资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庭审时辩称：公司为三佳公司担保属实，但进口押汇协议书规定了原告时三佳公司货物的质权，因原告的过错，没有按合同履行该权利，我公司免除保证责任。公司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和两被告签订的进口押汇协议书，合法有效，原、被告应切实履行各自义务。被告三佳公司未依约向原告还清押汇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偿还欠款及利息的责任，被告物资公司作为被告三佳公司的担保方，对被告三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押汇”的解释，押汇行为是一种以货物抵押为特征的融资方式。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押汇协议也约定，原告对信用证项下的货物享有质权，因此，原告和被告三佳公司就1899261元港币的押汇款。已设立了物的担保关系。由于原告在被告三佳公司申请押汇之后，签订押汇协议之前，自愿将抵押物的有关单证交回被告三佳公司处理，签订协议后，又未对该批货物尽到监管义务，致使失去对抵押物的控制，原告对此应承担责任。应视为原告已放弃了物的担保，被告物资公司在原告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因该信用证项下的进口货物的价值已超出被告物资公司保证范围，故被告物资公司可免除其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于1998年12月18日判决如下：1、被告三佳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港币1306000元，并人民银行规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向被告支付利息，（从1997年4月19日计起至应还款之日止）。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驳回原告对被告物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512元，由被告三佳公司承担（已由原告交纳，被告三佳公司应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二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三份，并按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评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如下几个：（1）关于押汇以及相关担保的理解问题。由于押汇协议的明确，使得当事人没有就押汇行为的合法有效问题提出异议。法院也肯定了押汇协议项下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强调了质押的合法有效性。这就大大回避了因为质押品与质权人相分离而可能引发质押效力遇到挑战的问题。假如押汇申请人提出此种抗辩，则可能引发更加复杂的分歧，而是法院陷入尴尬的境地。实际上，司法界关于进口押汇的争论很大，从基层法院到各地的高级法院甚至到最高法院都有争论，有时观点还尖锐对立。其根本的原因是现行担保法制，与我国银行实践的操作存在这样那样的抵触。（2）物保与人保效力何者优先的问题。该问题在本案的解决中也比较简单，但是法院的理由则直接冲击着押汇法律架构的稳定性与合理性。法院在裁判中指出：由于原告在被告三佳公司申请押汇之后，签订押汇协议之前，自愿将抵押物的有关单证交回被告三佳公司处理，签订协议后，又未对该批货物尽到监管义务，致使失去对抵押物的控制，原告对此应承担责任。应视为原告已放弃了物的担保，被告物资公司在原告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法院的前述推断，已经反映了其对待押汇协议中法律逻辑上的矛盾——质权人应该有义务控制质押物，而不应该放弃对其控制。如果在这里坚持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则势必形成质押合法有效性的冲击，这也将直接导致对进口押汇法律架构的挑战。二、进口押汇必须有书面协议，信托收据与质押权可以并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人诚成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普尔斯马特会员购物企业中心信用证合同纠纷案二审判决书中对进口押汇的阐述，表明了法官对进口押汇某些尽管与现行法制相抵触的特点的认可。虽然本案不是一起典型的进口押汇纠纷案例，但是其中涉及的进口押汇是否成立上，法院对进口押汇的阐述有一定的代表意义。[page]在该案的二审判决中，法院阐析了进口押汇的如下两个特点：其一，进口押汇法律关系应该通过书面协议来构建。虽然在上诉中，上诉人强调了进口押汇协议的实质行称，但是法院并没有认可。上诉人诚成公司上诉称其向被上诉人发函要求进口押汇后，被上诉人华夏银行即对外付款的行为表明进口押汇合同且已实际履行，依据《担保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质权人保管不善致使质物灭失或者毁损的，质权人应承担民事责任，故被上诉人华夏银行无权要求其支付垫付的货款。法院在二审判决中指出“本院认为，进口押汇是开证行提供给开证申请人一段额外的短期融资，应有正式的书面合同。”“在本案中，上诉人诚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华夏银行之间签订了进口押汇合同，……”其二，押汇协议与信托收据以及质押担保等并存。上诉法院在进一步分析进口押汇，指出“如开证行同意开证申请人提出的进口申请，并与之签订进口押汇合同，在要求开证申请人提供信托收据等担保文件之后，给开证申请人放单，并在保留对单据及单据项下货物质押权的前提下，为开证申请人垫付货款，开证申请人以自己的名义将单据或货物出售之后，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开证行的对外垫款。”这表明法院在没有涉及当事人的抗辩，并没有深入地分析进口押汇中信托收据与质押权的深层冲突。相反，法院也认可了银行操作的合理与合法性，间接表明了法院支持信托收据作为担保机制之一合法性，以及质押担保的合法性。三、法院支持《信托法》生效以前进口押汇中信托收据的合法有效诸多银行担心《信托法》生效以前办理的进口押汇中信托收据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从国内法院的实践来看，不少法院在《信托法》生效以前做出的判决也支持进口押汇以及配套的信托收据，如青岛市南区法院判决的“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分行诉青岛中宇经济贸易发展公司进口押汇合同所款案”就是此类判例。1995年6月，被告中宇公司为进口木浆由其进出口代理方向原告中信实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原告于1995年6月20日对外开除不可撤销信用证。但因被告中宇公司的资金未能存入账户，而向原告书面申请以进口押汇的方式垫付款。双方于1995年10月30日签订一份《进口押汇协议书》，协议规定：鉴于第LC950131号信用证向下单据将到，中宇公司向原告提出融资要求。原告接受申请同意叙做进口押汇。押汇金额1098125.6美元，期限一个月，押汇利率10%；到期日为1995年11月30日。如被告中宇公司未能按期还款，则原告有权对逾期欠款按照押汇利率加倍收罚息两个百分点。在中宇公司未能还清原告押汇款之前，单据所有权归属原告，中宇公司可以凭信托收据预借单据提货，还款后单据所有权归属于中宇公司。协议签订同时，共同被告——银达公司和被告兴隆公司分别向原告出具了不可撤销现汇担保书。担保书规定：如押汇申请人不能按还款计划偿还外汇押汇本息，则担保人在收到押汇行出局的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的付款通知书后，无条件按付款通知书规定的付款日向银行付清应还押汇本息。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与被告中宇公司签订的进口押汇协议，符合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其内容也不违反法律，因而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以约定为被告中宇公司垫付货款后，被告中宇公司应按约定期限偿还押汇款的本金和利息，逾期承担违约责任，被告银达公司和被告兴隆公司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本案的处理中，三被告均没有答辩，也为出席开庭审理，法院最后缺席判决。本案的事实表明，早在《信托法》出台以前，信托收据已经在我国银行进口押汇实践中得到运用，而且本案受案法院支持信托收据以及进口押汇的合法有效。本案的进口押汇不仅涉及了信托收据，而且还肯定了信托收据的设定是基于所有权转移给押汇银行——单据所有权归属原告，即“在中宇公司未能还清原告押汇款之前，单据所有权归属原告，中宇公司可以凭信托收据预借单据提货，还款后单据所有权归属于中宇公司。”当然，本案的押汇担保机制除了信托收据之外，还有两个保证人——负有一般保证责任。押汇协议没有提及质押或者抵押的担保方式。[page]四、没有“信托法”支撑的信托收据是脆弱的：银行和法院均可能采取否定的态度尽管没有《信托法》的银行实践中有许多支持信托收据的操作和司法判例，但是缺乏信托法的支撑，也促成了银行和法院可能对信托收据不信任，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天诚集团案一审判决就是此种范例。1998年1月12日，被告天津双龙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双龙公司）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简称天津分行）提交一份价该双龙公司公章的开证申请书，申请开立以中天诚公司和双龙公司为申请人，SEAMOUND（AUSTRALIA）PTYLTD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信用证。种天诚公司因无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资格，其未在开证申请书上签字盖章。天诚集团同时向天津分行出具了不可撤消的还款担保函。天津分行经审核后开出即期信用证。在收到该信用证项下全套单证后，天津分行称其经审单将单证不符点标注在单据中，并信用证来单通知函一同交予双龙公司负责人签收。通知函中记载“在规定日期前，如未得到双龙公司的任何答复，即认为贵公司已承兑单据”。双龙公司在限期内未退回有关单据，亦未提出任何异议。天津分行遂于1998年3月24日对外支付3804781.32美元。双龙公司向天津分行提交一份叙做押汇申请书上加盖中天诚公司公章，内容为：“我公司报证在押汇到期日前还回押汇款项，如到期不能归还，中行有权从我公司账号中自动支取，如账户内存款余额不足，贵行有权从我公司其它出口结汇中扣除，由于我公司原因延迟归还押汇欠款，我公司承担罚息。”天津分行负责人在叙做进口押汇申请书上签字同意。被告双龙公司和天诚集团及第三人天诚公司均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是天诚集团辩称其不应该承担信用证向下的担保责任，其中理由之一是天津分行凭双龙公司叙做进口押汇申请书放单，说明其对该单据代表的货物所有权做了保留。至于其未按照中国银行的内部强制性规定签发信托收据，是对其物保的放弃，其法律后果应由天津分行自行承担，而不应该由担保人来承担。在信托收据的认定上，天津分行就进口押汇问题专门请示了中国银行总行，总行答复“……《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中有关信托收据的规定是引用了外国银行的做法。但我国目前没有《信托法》，银行的这一做法得不到法律保障，因此并未在中行系统实施。天津分行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没有签署信托收据是适当的做法。……”天津市高院认为，双龙公司与天津分行之间的开证法律关系是成立的。“至于双龙公司向天津分行提交叙做押汇申请一节，虽然《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中的确规定了办理叙做进口押汇应签订信托收据。但该规定属中国银行内部操作规范，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此外，因其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故中国银行未在其系统内推广。因此，天津分行未办理信托收据，并无过错。其对外付款后，接受双龙公司叙做进口押汇申请的行为，实际是基于原开证申请对双龙公司做出的一种短期融资。双龙公司持有全套单据而享有完全的物权，天津分行宇双龙公司之间不存在货权质押关系。另天诚集团与天津分行会谈纪要中将各信用证向下的货物抵押给天津分行的建议，因未实际签订抵押协议而不生法律效力”。本案的事实和法院的裁决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虽然有押汇的有关安排和考虑，但是银行没有签发信托收据。尽管本案中中国银行的内部规章还强调了信托收据对于进口押汇业务的重要性，但是本案的天津分行并没有签发信托收据。这种缺乏书面信托收据的事实，也促成了法院对押汇法律关系的否认。其二，银行和法院的观点主张都表明了缺乏信托法的环境中，作为进口押汇的重要担保机制的信托收据的法律机理是脆弱的。中国银行即使面对其内部规章认可信托收据的不容忽视的事实，但是仍然采取了不支持信托收据的态度。这也促成了天津市高级人员法院在裁决中不支持信托收据的主张——“虽然《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中的确规定了办理叙做进口押汇应签订信托收据。但该规定属中国银行内部操作规范，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此外，因其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故中国银行未在其系统内推广。因此，天津分行未办理信托收据，并无过错。”[page]五、进口押汇有重重担保机制：并不意味着银行高枕无忧银行在进口押汇实践中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担保机制来确保押汇款项的偿还的安全性。但是司法实践表明，重重担保机制并不意味着银行的债权能真正有效地得到担保，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进口押汇案件就是此种明例。1995年3月2日，深圳成中联合企业公司（简称成中公司）与某银行签订了一份开立信用证协议，协议约定银行接受开证申请，并对信用证开立的责任和风险进行了约定。同日，深圳富林实业公司向银行出具了一份不可撤销担保函，同意为成中公司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该担保书第二条规定：被保证人叙做进口押汇，如到期被保证人未能偿还押汇本息，担保人承诺在收到银行的书面通知后14日内代为偿还押汇本息。同时成中公司还向银行开出以银行为委托人和受益人的信托收据，该信托收据注明信用证号，300万美元的金额等，并承诺最后付款日期为1995年7月15日；信托收据明确信用证向下货物为银行所有，成中公司只是作为受托人代为占有、管理和处分货物，成中公司处分货物所得货款应交付银行，用于清偿银行信用证向下之债务。成中公司为了履行第三次对外付款义务，在1995年5月28日向银行申请的进口押汇，申请金额为70万美元，银行设置了更为全面的担保措施。银行要求成中公司出具了一份贸易融资总抵押书，成中公司承诺将融资项下的物权单据、货物、贷款、汇票、索赔款以及成中公司已经或者将要存银行的本、外币资金或者其他财产抵押给银行，以确保及时归还押汇款。之后，成中公司又向银行出具一份信托收据，信托收据同样写明信用证号、70万美元的金额等，同时承诺最后付款日期为7月6日。在这一切准备就绪后，银行方将70万美元押汇款作为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支付给国外代理行。然而，押汇期届满，成中公司仅归还押汇款本金30万美元，其余40万美元本金及利息、罚息未支付。银行将押汇申请人和担保人一并告上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成中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由富林公司担保，且的到银行同意，该三方的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成中公司在第三次对外付款申请进口押汇70万美元，押汇期满后，成中公司未能还清押汇款，应承担偿还责任，富林公司则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指出：银行把抵押物交给成中公司处理，对抵押物失去了控制，其行为是放弃了物的担保；根据我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规定》第15条规定，债权人放弃抵押权的，保证人就放弃抵押全部分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成中公司用于70万美元抵押的3000吨螺纹钢网，不论按照进口价格还是国内最低销售价格，总货款额超过90万美元，银行放弃了超过90万美元的抵押权。因此，保证人富林公司不需对70万美元押汇款再担保责任。尽管银行对一审裁决不服，并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但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仍然支持一审法院的裁决，并认为进口押汇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以货物抵押为特征的融资方式，本案成中公司通银行签署的《贸易融资总抵押书》、《信托收据》、《进口押汇申请书》等文件也表明，成中公司是用信用证项下的货物及有关票据进行了抵押，银行按有关审批手续办理了押汇手续。由于银行掌握抵押物后，又委托成中公司处理，这使得银行丧失了对抵押物的控制权，责任在银行本身，应视为银行放弃了物的担保。本案的进口押汇是典型的追求完美担保机制的例子，可是法院对于这些担保机制的内在矛盾做了深层的分析，并将这些矛盾的苦果推给了银行来吞食。这一判例表明，表明完善的担保机制并不一定给银行带来安全和可靠。本案中的进口押汇，既有总的抵押协议构建物的抵押担保机制，又有信托收据的信托保障机制，同时还有第三人的保证机制作为补充，可是银行由于抵押与货物处置操作上的两难，由选择信托收据来补救，可是还是因为抵押物的放弃而导致物保的放弃，最终导致人保也被免掉了，信托收据则应为货物销售款项上的监控不力，而导致无法执行。[page]声明：该内容系作者根据法律法规、政府官网以及互联网相关内容整合，如有侵权或者错误内容请【联系】平台删除。
点赞
分享
看不懂?不如直接咨询律师
平均3分钟响应
法律快车咨询助手
官方
文章分享结束，比特币诈骗罪案例分析和比特币诈骗罪案例分析题的答案你都知道了吗？欢迎再次光临本站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