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e 国内消费能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国内消费能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MBAChina
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衰退、中国出口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消费能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长期来看，中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目前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呢？ 在探讨中国的消费时有一个误解，认为消费增长一直都很缓慢。实际上，和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相比，中国消费的增长势头一直非常快。从1997年到2007年，实际消费年均增长9%左右，居民消费实际增长也有年均8.5%的速度。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消费增长不足，是相对于投资及出口而言的。由于整体GDP增长在投资和出口的带动下快于消费增长，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偏低，而且近年来还在下降。2007年，消费仅仅占到了GDP的一半；而居民消费仅占35%。比起1990年代初和2000年初，消费占GDP的比重下跌了约10个百分点。 从短期来说，通胀快速回落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可以部分抵消失业上升和工资增速放缓等负面影响，使得消费增长保持一定的韧性。近期的降息、提高养老金和低保、医疗改革、提高农民收入、降低某些消费品的购置税等措施，都有助于支撑当前的消费增长。 然而，要让消费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转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则需要改革一系列结构性政策，这是一项中期的挑战。 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是：中国消费不振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高，而中国人存钱多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笔者同意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居民储蓄率偏高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认为居民消费增长偏低的最根本原因，则是居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收入)增长滞后。 尽管居民的储蓄率较高(25％左右)，但它占GDP的比重(20％左右)相对稳定。与此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尤其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偏低并且近年来一直稳步下滑，这与居民消费的情况类似。 导致劳动者报酬相对疲软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是非农就业增长相对较慢。近年来，整体经济快速增长并未带动非农就业的相应快速增长。从2000年到2007年(不包括90年代末大批国企职工下岗)，GDP实际增速年均增长10％左右，非农就业年均增幅为3.4%，低于80年代的6.9%和1980年到1995年的6.2%，也低于经济“起飞”阶段的日本和韩国。 为什么过去十年，中国GDP快速增长创造出的非农就业不多？我们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资本密集型的。中国一直处于快速工业化的时期，而工业——相比于服务业及农业，通常需要更多的投资来积累实物资本。 在最近十年内，工业化比之前更加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因为重化工业发展加速。在创造同样附加值的前提下，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钢铁和石化之类的重工业，雇佣的员工人数远低于诸如鞋厂或服务业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作为一个起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然要经历一段快速的工业化时期。近年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至少有三个主要因素：一是城市化和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创造出了国内对工程机械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二是国内的高储蓄率使国内资金充裕且利率偏低；三是政府的相关政策，包括把要素价格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偏重投资和工业的经济结构，自然会导致劳动力收入较低而企业收入较高。因为生产(和经济增长)的果实自然的更多地分配给了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的确，与工业扩张，尤其是重工业扩张同时发生的，是企业的经营盈余占GDP的比重近年来稳步增长。而国企直到最近都不需要分红，这意味着对国有资本的回报，没有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政府)再分配到居民手中，而是作为留存利润被企业再投资(储蓄)。当然，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使其盈利能力增强，又赶上资源行业价格和利润的飙升，也使企业总体利润攀升。 国内金融市场还不成熟、提供的投资工具不多，加上资本账户开放有限，加剧了企业将留存利润转为更多的实体投资的趋势。庞大的国内储蓄使得利率长期在低位徘徊，也降低了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 现有的增长模式在很多方面是成功的，但也造成了不可持续的结构失衡。一方面，中国能够持续地把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和制造业产能，而可贸易品的供给增加既带来了不断提高的贸易顺差又抑制了通胀。另一方面，产能的增长快于消费能力的增长，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投资、依赖于国际市场对过剩供给的消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规模不断增长，这一模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会使得经济增长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正如我们目前所经历的这样。此外，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工业的副作用是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消费相对于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认为需要采取以下结构性的政策措施。 一是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以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要取消和降低许多服务行业的限制及税负，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更多的服务行业参与竞争，提高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贡献从而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考核地方官员时，将就业和环保作为比GDP 和财政收入更重要的衡量标准。 二是要减少企业储蓄。要通过提高资源和环境保护费用来调整要素的相对价格，减少对工业企业的能源价格补贴。允许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减少外汇储备的积累及其对资金成本的抑制。 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并增加其对居民的再分配(间接通过加大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支出)。进一步发展金融服务以增加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从资本市场和银行融资的渠道。 三是要降低居民储蓄。要扩大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加大政府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四要发展消费信贷市场。 这些结构性政策转变，不仅需要全社会的政治支持，而且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才能贯彻实施并且产生效果。其中一些措施，如提高要素的相对材料价格、增加国企分红，在当前经济下滑、企业部门遭受打击的情况下实施会更加艰难。然而，有些措施却能兼顾短期内刺激消费和增长、中期促使经济转变增长模式的目标。比如，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加大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力度，发展消费信贷和中小企业融资等等。（作者为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