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ky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关于全球性疫情的经济学思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关于全球性疫情的经济学思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截至2020年4月26日4:00（CEST），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已致2,724,809人感染，82,089人死亡。（WHO官网截图）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很多国家肆虐。由于其流行病属性特征，叠加全球化时代及世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点，这次疫情对很多国家的经济产生了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经济面临严重衰退甚至大危机的风险。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范围影响的原因何在？其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会有哪些阶段性特点？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疫情和经济双重冲击带来的挑战？
任何一次对历史进程产生显著影响的重大危机，本身都是诸多必然性因素与偶然性因素“凑合”而成的“完美风暴”事件，是特定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对目前危机与当代全球化时代条件和全球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的联系，可从以下四方面讨论。
第一，环境演变诱致人兽共患病的风险增加。“人兽共患病”指的是人和禽畜及其他动物可能共同感染的“新发传染病”。21世纪几次重要的国际性流行病疫情，如SARS、甲型 H1N1流感、埃博拉等，都属于人兽共患病。依据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的研究，人兽共患病暴发和流行频率的上升固然有偶然因素，但同时也与全球化时代环境存在多方面联系。例如，人类活动改变环境，人与动物迁徙流动性的增长，野生动物交易与少数人对野味的偏好，宠物饲养数量的增长等，客观上都会增加人兽共患病发生的概率。
人兽共患病的传播途径。（图片来自陆家海科学网博客）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拓展与深化。全球化的拓展提升了新型流行病的发生频率，国际交往扩大为传染病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便利。从贸易和投资的角度看，2018年全球贸易依存度将近60%，比21世纪初增加了11个百分点；全球供应链（GSC）进一步提升，近年GSC占贸易比重为28%，占全球工业生产比重的46.7%[1]。经济全球化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提升了经济效率，成为改善人类经济福利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其同时也意味着公共卫生领域的脆弱性和风险的上升，一旦全球供应链重要参与国的经济受疫情冲击，将会对国际经济产生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大的扰动。
第三，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跃升。此次我国疫情的最早报告发生在荆楚大地，国外一些早期报告病例也较多与湖北存在流行病学意义上的联系。这一不幸情况与很多偶然性因素有关，同时也与我国经济在开放环境下的快速追赶、一批特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国际重要性的提升存在联系。我国境外旅游总人数从2003年SARS疫情暴发时的不到1,000万人次，增长到2018年的将近1.5亿人次[2]。根据民航部门的数据推测，从2019年12月30日到武汉封城前，可能有数万名旅行者从武汉飞往世界各地[3]。需要肯定的是，我国境内外旅游人数的空前增长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经济和城市化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就，然而发展是柄双刃剑，这同时意味着万一发生未能及早预警和控制的疫情，其在国内外传播的风险也相应增加。
第四，不少国家的宏观经济脆弱性增加，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矛盾凸显。过去十多年，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超强刺激来维持经济增长，这导致了其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持续积累。例如，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夕已成倍地高于历史最高水平，住房价格也不同程度地高于历史峰值，宏观政策储备空间大幅压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困难和周期性特点，使其应对外生冲击的能力显著下降。21世纪初期，不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亮眼，但其中有些国家近年也面临增长动力不足和宏观不平衡的困境。同时，近年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及其他国家挑起“贸易战”；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显示多边治理面临巨大压力……在最需要多国合作面对危机之际，国际合作本身面临重重挑战，甚至战后国际合作的某些基本规则也面临质疑。
3月以来，全球疫情形势发生了两点重要转变：我国举国抗疫成效明显，新增确诊病例自2月中旬开始下降，3月19日本土新增病例首次清零；然而，国外疫情快速蔓延，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欧美主要经济体成为疫情重灾区。新冠肺炎疫情演变成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给很多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冲击，全球经济面临严重衰退。
基于经济学常识及对这次疫情已有经验的观察，可以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初步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讨论：一是疫情前期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及其外溢效应，二是疫情在国外蔓延导致对国外经济的外震效应[4]，三是国外疫情和经济形势的消极变化回流影响我国及各国之间的互动作用。上述划分当然不是绝对的，不同阶段的效应虽大体有先后继起性，但在时间上也有共时交叉。
首先来看第一阶段。2月中旬前半期，国外各国平均每日新增报告病例还在两位数以内，大多尚未意识和感受到疫情的直接冲击及其严重性。因而截至2月底，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还是集中在我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及其外溢效应，并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受到疫情冲击，旅游业及相关行业被按下“暂停键”，并产生外溢影响。1月21日，武汉加强进出人员管控，随后国内30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7日，全国所有旅行社团队业务含出境游全部暂停。1月24日至1月30日，全国出行人数为1.52亿人次，相比2019年春节黄金周（除夕到大年初六）4.21亿人次的出行人数，下降约64%[5]。境外旅游预计出行700万人次[6]，其中绝大部分未能成行。春节假期黄金周变“退票周”，国际旅游及相关行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的短期扰动拖累对外贸易，并给对疫情比较敏感的供应链带来影响。2月，我国PMI（采购经理指数）直降至35.7，反映出疫情在短期内对制造业的正常运行形成很大冲击，并拖累导致1―2月出口负增长17.2%[7]。经过21世纪以来的超预期追赶，我国经济已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国内的经济波动难免对国际经济形成短期传导。除了对境外旅游的影响，疫情也较早地对汽车、电子等全球供应链行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依据学界对我国一季度经济增速为3%左右负增长及一季度GDP占全年比例的推测，疫情对经济早期阶段影响的规模应能达到千亿美元量级。
2020年1至3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变化趋势图。（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第二阶段是疫情在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内的很多国家快速蔓延并带来外震效应。如果疫情的国际扩散有限或对首发国的经济影响较小，疫情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大体会止于第一阶段，比如埃博拉或SARS对全球范围的经济影响就波澜不惊。然而，这次的新冠疫情不同。2月中旬后期，国外每日新增报告病例过百，3月初过千，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加快扩散，诱发其他国家金融和经济波动的第二阶段作用将很快显现。由于不同国家在疫情严重程度、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条件、主导行业特点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等方面各不相同，这个阶段的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差异也会比较大。我们主要以美国为例做一个初步观察。
作为经济晴雨表的美国股市率先对疫情形势做出反应：2月下旬，美股股价下跌10%以上[8]，随后美联储于3月3日降息50个基点，但未能阻止股市继续动荡。3月9日，美股股价大跌超过7%[9]，美股历史上第二次启动熔断机制。3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欧洲国家实施旅行禁令、推迟缴税期限、扶持中小企业等措施，然而美股市于3月12日再次发生恐慌性抛售并导致再次熔断，欧洲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股市同步大幅下跌。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紧急状态并将启动500亿美元紧急资金储备，随后美联储于3月15―17日出台了包括降息100个基点等多项救市措施，然而3月16日和18日美股又相继发生两次熔断。
疫情导致经济预期走低，进而打压石油需求。3月6日，OPEC+联盟有关石油减产的谈判破裂，沙特随即大幅下调4月销往国外的原油官价，并表示4月原油供应将增加260万桶/日，达到1,230万桶/日，同时俄罗斯也表示计划增产，由此诱发国际油价大幅跳水―如美国西得克萨斯中级轻质原油价格，从2月中旬的每桶50美元上下急剧跌到3月30日的每桶20.09美元[10]。油价回落的深层原因是多年来全球石油供求关系结构性变化派生的价格调整压力，也与以沙特为代表的OPEC和俄罗斯等非OPEC联盟国利益协调的矛盾有关，而来自疫情的冲击产生了催化剂作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加剧了全球经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氛围。
随着美国疫情加剧和防控措施升级，各行业普遍停产停工，美国实体经济受拖累的影响开始呈现在经济数据上。3月21日，美国当周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为328.3万，是前值28.1万的约11.7倍，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66.7万。4月3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失业率从上月的3.5%升至4.4%，非农业部门削减就业岗位70.1万个，就业形势急剧恶化。此外，美国3月份PMI从1月和2月的50.9和50.1回落到49.1（荣枯线）以下，新订单指数（42.2）、进口指数（42）、就业指数（43.8）及价格（37.4）指数的下跌幅度较大，显示制造业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开始显现。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受疫情冲击的影响仍属初步表现，4月份和二季度的相关影响可能将全面展开。4月初，摩根士丹利将美国一季度GDP增速预期自-2.4%下调至-3.4%，并将二季度GDP增速预期从-30%下调至创纪录的-38%。美银美林预计美国GDP将出现连续三个季度的萎缩，按年率来计算，一季度内美国经济将萎缩7%。结合考虑受到不同程度的疫情袭扰的欧洲及其他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情况，疫情冲击经济的第二阶段的外震效应规模可能达到万亿美元量级。
据IHS Markit数据，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3月份的48.5跌至4月的36.9，低于市场预期的38。该数据显示，随着美国国内和国外订单被取消或推迟，制造业出现了11年来最大幅度的收缩。（图表来自tradingeconomics）
最后，再来看第三阶段国外疫情和经济波动对我国产生回流冲击及各国疫情和经济影响的相互作用。对我国而言，除了来自输入性病例回流及国内股市受波及的影响外，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于3月份国外疫情蔓延加剧导致经济活动萎缩，我国出口企业感受到国外市场需求下降带来的冲击。3月中旬，我国重点外贸企业复工率达到或接近100%，然而刚准备喘口气的外贸企业又因为国外疫情加剧而面临新的困境。随着各国陆续“封关”，海运港口靠泊作业受阻，空运成本因停飞停航而飙升，全球供应链连通受阻，代运企业“运不起更怕运不到”。更糟糕的是，海外需求似乎突然发生“冷冻”式收缩，很多外贸企业面临订单被大量取消、无单可接或无工可复的困难。据媒体报道，国内一家服装出口贸易商在两周之内经历了订单被“Push”（催单）到“Cancel”（取消）的转折，也从个案角度显示了国外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两个阶段的切换。
需要指出的是，外需萎缩对我国经济形成的回流冲击或互动影响，在全球供应链背景下具有多国联动的特点。我国周边一些参与纺织业全球供应链的国家，如越南、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国，最先感受到中国原材料出口对供应链的冲击，因而急迫希望中国复工后能恢复供应。然而，3月中旬后，中国生产能力大体恢复，上述国家的外向型企业又受到了终端市场的萎缩冲击，转而希望我国企业推迟交货或调减订单。其他经济区，如北美国家、欧盟内部和美欧之间的供应链系统，势必都会因疫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三阶段的影响将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经济体的更大范围内展开，对其导致的经济损失的衡量有待开设专题研究，其规模估计达到万亿美元量级。
图1示意性地描述了上述疫情经济影响的观察思路。从左到右三段虚线表示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疫情影响经济的三阶段效应，近似三条虚线包络线的实线表达疫情冲击对全球经济带来的总影响。如目前主流预测意见所述，今年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衰退将导致全球经济总量下降1―2个百分点。参照疫情暴发前某国际机构的预测，即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2个多百分点，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总影响或许为2―3万亿美元。如果疫情形势日趋严峻，图中经济损失线的高点也会相应上扬提升。当然，上述疫情冲击经济的损失线位置高低和斜率大小并非由先验决定，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国内及国际社会联手应对疫情的措施力度及有效性。
作为最重要的新兴大国，我国在疫情防控、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等多方面采取的综合应对措施不仅会影响国内经济增长，而且具有显著的全球影响。
首先，在全球新冠疫情得到彻底控制之前，要持续保持必要和足够的防控意识和举措。同时，要应形势变化，准备在较长时间内以常态化手段防控疫情。针对早先疫情防控高潮阶段采取的某些具体措施，应在科学评估其边际利益和社会代价的基础上审慎调试，兼顾疫情防控、经济救助、社会生活正常化等多重目标。
其次，针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实施一揽子经济应对政策。需要在2月份以来实施多方面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和财政宏观政策。针对全球性疫情大流行持续冲击经济的形势特点，需更重视对普通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就业、收入、消费等纾困型干预，并与包括“新基建”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等发展型举措相结合形成合力。在这次危机中，对外贸部门受冲击的严重性和深刻性可能超过上次的全球金融危机，需加快出台针对性政策助其渡过难关。
最后，应把加大改革力度作为应对危机的“关键一招”。趁势推出一些力度比较大、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系统改革举措，在释放有效应对疫情冲击的正能量同时，釜底抽薪地解决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困难，并完善我国现代化建设必要的制度条件及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要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带来的危机，各国的动员能力、正确决策与果断行动是根本决定因素，国际社会守望相助、通力合作也是不可缺少的关键条件。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特别峰会，在抗击疫情大流行、协调宏观政策、避免国际贸易中断等方面达成共识并制定了一系列行动方案，在凝聚全球合作共识上展现出领导力。要战胜来自疫情与经济双重危机的冲击，国际社会仍需动态拓展和加强多边、区域和双边合作。这不仅关乎国际社会能否战胜疫情和经济双重危机，也会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影响后疫情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走向与人类社会的前途。
卢锋，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对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失衡、资本回报率、产能过剩、就业转型、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几十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