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cy 本报记者 龚蓉梅/摄
天空出奇的蓝蓝，但这个春天似乎并不明媚。
直到从好友处获赠4只一次性外科口罩，我内心的恐慌警报才得以解除。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得以深刻体会到“雪中送炭”的生活意义。
弟弟3天后就要回深圳上班，他过年之前从网上订购的口罩却迟迟未到。街上除了超市和极少数日用商店外，许多商铺都紧闭着大门，有的甚至被贴上了临时封条。寻找了十几家店之后，终于在一家名为“梵净山大药房”的店里得到了一只。送我口罩的是一位与母亲年纪相仿的阿姨，她说她的儿子也在外地工作，深知出门在外不容易，说着就从自己省下来的口罩中，给了我一只。
我连说谢谢，并拿出手机准备支付，但被她生生阻止了。她说一只口罩而已，再说也不是公家的，让我别客气。还说抗疫加油，不要乱跑。
多少感激的话，在那一刻都是苍白无力的，正如在灾难的面前，这些文字同样苍白无力。我深深向她鞠了一躬，就转身离开了。
在教育局工作的任老师，我多年的良师益友打来电话，说他从每天出勤发放的口罩中省下了4只，让我去拿来应急。
特殊时期，许多小区都开始实行半封闭式管理，出入都需要接受登记或者盘问。在进入他家所居住的小区时，这样的阵势，加剧了我内心的畏惧感。
所以我们约定就隔空叙旧，喊两嗓子。他把口罩装在信封中，从三楼的阳台上扔了下来。那样的场景，如同一场战役中用飞机往地面空投战略物资。
稳稳接住信封之后，我说了一句“疫情结束后好好聚聚。”他站在阳台上，摆出剪刀手，说不见不散。
信封上用碳素笔写着“袁伟新年吉祥”几个字。隽永、刚劲的行楷，扫清了连日来笼罩在我头顶的乌云。
我再一次抬头望了望天，发现它的颜色跟我手中口罩的蓝竟然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最近几天，家中的电视大概是所有家用电器中最累的，从早到晚，它不曾得到过片刻休息。父亲就坐在电视机前，时刻关注着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消息。尤其是深圳的情况，他恨不得把新闻内容全部背下来，以便叮嘱弟弟要怎么防范，什么地方相对安全。
我从没有见过父亲这么紧张过，习惯了他在任何困难前都是一种“小事情”的态度。他忙着向贵阳的朋友打听路况，忙着去车站看看客车是否还在运营，忙着“冒险”去菜场买菜。
所有的“忙着”背后，都是父亲不曾说出口的担心。记得他曾在不经意间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两个，是我和你妈一生的心血，如果你们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们还活个什么劲？”原来普天之下的父母都是这样，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子女而活，即使在别人看来活得洒脱自我的父亲，也不例外。
第3天清晨，四叔从老家赶回来，送弟弟去贵阳乘车，父亲担心四叔一个人开车容易犯困，所以一路陪同。他们走的时候，我还窝在床上。
其实是因为我不擅长告别，或者不敢面对那种略微有点伤感的场面。想说的话，都在前一天睡前说了，没有促膝长谈，也没有长篇大论，就简简单单的一句：
“好好搞。”
“嗯，你也好好搞，缺钱的时候说一声。”
然后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收拾行李，我关上门准备睡觉。
那天夜里，是我回家之后的第一次失眠，或许是出于担心吧，但4个口罩应该够了呀，我为什么还是不安呢？
大概是出于一种愧疚吧，我想。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给过弟弟任何一份专属的关爱。生病的那3年，我被接到父母身边医治，他只好孤身一个人去上学。6岁的他，要走长长的山路，要住校一周，要自己拎着铝饭盒去食堂蒸饭，要一个人面对可能受到的欺负。
他过早地独立，过早地面对分别。以至于他早已忘记“哥哥”两个字该怎么发音。
下午3点多，我发消息问他是否已经安全到达。他说已经在候车了，晚上10点多能到学校，让我别担心。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弟弟已经在宿舍隔离了4天。他说每天在宿舍办公，到点有人送饭，学生工作繁杂，要更新、统计许多信息，很累但也很充实。
此刻不知道有多少人像弟弟一样，在一边工作，一边隔离。他们的付出和勇气，或许可以鼓舞许多陆续复工的人吧。
睡前收到他发来的信息，说之前买的口罩终于要发货了，让我记得收快递。想到马上可以拥有一包一包，一个一个堆叠起来的蓝，内心不禁产生一种安全感。
今夜，我愿每个人都能带上口罩，让病毒没有空子可钻。
在弟弟抵达学校的第二天夜里，四叔开车送我和堂弟回老家。车刚行到加油站附近，就被拦了下来。检查的人核实证件后，我们被放行。轿车启动前，我们被告知14天之内不得返回。一路上，道路两旁停满了车，天南地北的牌照都有。在离家还有一大截路程的时候，一辆横亘在乡村公路上的拖拉机作为路障，拦住了我们的去路。那辆车上没人，四周也没有人家，只有马路下面很远的地方，才有昏黄的灯火。无奈之下，我们只好选择徒步往前走。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才顺利走到老家，沿途又经过了好几个路障。
山村的狗吠声此起彼伏，仿佛他们也很紧张，时时戒备着外人进入。幸好我们的乡音还在，那是它们唯一认可的通行证。
回老家一周以后，省内的交通要道陆续解除路障，这似乎预示着“全民抗疫”的战斗已经进入尾声。
生活在山村的人们，每天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生活。在他们看来，疫情离他们很远，甚至与他们无关。毕竟在这个时候，闭塞和偏远也是一种天然的，隐形的屏障和隔离。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侥幸心理或无知。
吃晚饭的时候，奶奶说今年是我自外出求学后陪他们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总觉得自己这次回来，对不起她说的这个“陪”字。
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爷爷奶奶还健在，乡村就不会从我们生活的版图上消失，我们就还拥有一片可以退守、避难的热土。
疫情结束后，像我这样的很多人又会像躲避病毒一样，逃离在这块土地。但无论我们“叛逃”多少次，等我们再次归来时，没有一个人会被拒之千里，天空始终是明亮的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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