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1、书香检察 | 五位检察人的写作故事2、中国首富往事与浮沉3、书香检察 | 五位检察人的写作故事
书香检察 | 五位检察人的写作故事
案子与人生
写书往往需要一股情绪支撑,就是一种不吐不快的灵感。我在写《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时,就有这种感觉。
那时,一批快递小哥办假证的案件引起我的注意。有的快递小哥需要骑摩托车,但是考摩托车驾驶证需要几千块钱、花几个月的时间,为能尽快上岗、方便加油,他们就办了假证。一些快递小哥因涉嫌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被抓,但他们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对此,我们研判之后,立即启动紧急调研,出台规范性意见,区分情况,集中对一批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为快递小哥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保障,并制止了机械执法抬头的态势。
这些案件不算惊天动地,却让我感慨良多。那段时间,不仅是我,整个司法语境都在讨论常情、常理和常识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如何能够避免机械执法,体现司法的同理心和人性化。机械执法,表面上提高了司法效率,但是会增加社会对立面,减损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只有对机械理性的执法方式倾注情感,才能为法治注入生命。
虽然这批案件已办结,但我想,只要这种机械执法的理念还在,就会有类似的案子不断冒出,为此我写了《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这篇文章,并最终扩充为一本书,目的在于传播人性化的执法理念。
这本书和这个理念后来之所以能被广为流传并产生一定反响,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公众对法治有更高期待,如一些犯罪有不得已之处且容易引起共鸣,因此当事人和公众希望司法机关对此有所理解和体谅,如果我们不顾这些社会问题,就很容易产生机械执法,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冰冷感。二是检察官对自身有更高的要求,要以一颗同理心来权衡法理情。三是新的共识正在逐渐形成,如人性与理性的结合,永远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性,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能以牺牲效果为代价,等等。
写书源于我坚持日常写作,已形成自我规律——每周4篇,每年200篇左右,不管多忙,雷打不动。其中的文章会作为一个年度主题进行连续创作,比如刑事检察、轻罪治理、刑事出庭、司法与算法、司法与管理等,然后每年形成一本像《认罪认罚50讲》那样相对来说专业性、实用性较强的作品,相当于理论与实务结合的教材。
包括《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在内,迄今为止,我已写了《检察再出发》《法治无禁区》等8部实务作品。很多时候,写作对我来说不全是乐趣,也有压力,感到开心的是,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可,帮助别人解开一些心结,激发大家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尤其看到一些司法理念真正被他人接受,并应用于司法实践,感觉值了。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 刘哲)
用文学致敬匠心
“这篇文章我读了20多遍,每次都读得眼睛湿润。我们匠人的心,您是真的懂。”如水春夜里,一条信息跳出微信朋友圈,向我眨着笑眼。
他是我新近认识的一位玉雕工匠,出身清贫农家,曾经卖掉家里口粮才购回几块玉石原料。为了实现在瓶体内盲雕的突破,他耗费三年光阴,双目差点失明。而现在,他成了我又一篇“匠心”故事的主人公,并以8000字的篇幅登上了《中国报告文学》杂志。促成这桩牵手,是他的师傅:“你写我放心,因为,有《念物记——扬州手艺人》在。”一本书,一份信任。此刻,我觉得自己的所有用心都是那么值得。
或许是扬州这座文化古城的浸染,做着检察工作的我,业余时间爱好传统手工艺,由此结交了不少匠师朋友。他们身上的沉静气质,常常令我迷醉。2015年,同样关注传统文化的扬州广电传媒集团一本刊物的负责人,有意开设一个“寻访手艺”专栏,我们一拍即合。从此,我开始了扬州手艺的专题写作。
在写作对象的选择上,我没有局限于那些功成名就的大师、非遗传承人,而是把更多的笔触伸向民间高手。我觉得,一名成熟的写作者,不应当以外在光环来衡量被写作者的价值,兼具过硬技艺和虔诚之心,才是我们所要礼赞的对象。于是,在我的笔下,有了摆地摊的手工布鞋制作者、甘于寂寞的“90后”裱画师、从不做假的老器物维修师……
动笔之前,我按照惯常的写作速度,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用两年时间采访20个左右的手艺项目,完成2篇5000字左右的作品。但真正开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预算”与实际相差太远。
一门手艺传承到今天,往往是丰厚文化积淀和数代巧匠智慧的结晶,蕴含着很多专业知识,研究不透就会写出外行话。因此,每写一篇文章,我查阅的资料会多达几百页。同时,我还实地走访,观察技艺流程,甚至跨年度跟踪采访。为避免专业性强带来的晦涩难懂,我尝试用娓娓道来的文学语言,讲好其中的故事。
经历如此的“文火细煨”,当我写完筛选出的23个手艺项目时,时间已过去了整整4年。
有人说,在凡事都讲效益的今天,我这样的写作有点不入流。但在精神上,我觉得自己收获了很多。因为,每一次与匠人的对话,都仿佛是一次灵魂洗礼。他们对职业的尊重,对技艺的敬畏,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心中有念,什么是真正的匠心。
4年“慢耕”换来的是多汁的“果实”。这些文章见报后,读者和专家们评价:“这是在用文学致敬匠心。”多家网站也予以转载。2020年春,我的《念物记——扬州手艺人》一书公开出版。
文学是沟通人心的桥梁。因为这本书,更多的工匠将我视作朋友,引我走进更为广袤的匠心世界。而匠心,也正在成为更多人的价值追求,如同长路上,那一盏盏明亮的灯火。
(江苏省扬州市检察院宣教处三级主任科员 梅静)
深谷灯光
夜深人静,正是敲字好时候。
嗒嗒、嗒嗒、嗒嗒嗒……儿子给我换的这个电脑键盘,分明就是一架小小的钢琴。指尖起落间,山溪流淌,秋日私语,自在娇莺恰恰啼……一个个字符踏着明快的节奏,黑色小精灵一般,成群结队,跃然屏上……
忽然,眼前一黑,停电了。黑暗中起身,摸索着去找新的光源。那是一支强光手电筒,是我2011年11月参加检察日报社举办的“书香检察”笔会获赠的。袖珍型,像支特大号的老式英雄牌钢笔。
“英雄”一直没有用武之地,直到2015年的11月。事实上,一行人利用假期,来到秦巴山区、古庸之国,很大程度上与我有关。当时,我正在业余创作长篇历史小说《蔽芾甘棠》,写到主人公召公巡行西南巴、蜀、庸、濮等诸国,灵感一时迟滞起来。我知道,我应该循着召公的足迹,到外边走上一走了。
那是一个午后,湖北竹溪大山深处一户人家的院子,盛满了冬日暖阳。吴老师和青山在看一个老物件,我与其他人在看他们。老物件是块上百年的樟木牌匾,上书“椿茂云连”四个大字。吴老师和青山,一个专注于历史文化研究,一个醉心于民间文化传承保护,见了这样的老东西,自是欢喜不尽。我也是欢喜的,可当时,望着“椿茂云连”,我想到的却是“椿萱并茂”,脑海中便不可抑止地浮现出了香椿炒土鸡蛋、凉拌金针菇这些饭菜的画面。
说来话长,那天早上6点出门进山,下午3点还未吃上午饭。当时,一股熟悉的味道飘来,我与诗人小平不约而同说了声“蒸红薯”,然后便循味找去。走进一间屋子,里边空空荡荡,不见灶台,也不见炉子,但见地上一个大号的铝蒸锅,被掀了盖子,暴露着一肚子热腾腾香喷喷的蒸芋头。我咽了下口水,拣了个拳头般大小相对完好的,剥皮,掰开,与小平分而食之。
女主人来喊我们吃饭,见状,惊讶地瞪大了眼,继而又面露愧色,不好意思地说:“那是给猪吃的。”
我一愣,但随即镇定下来,问女主人,猪吃的和人吃的有啥区别。女主人说,没啥区别,一个盆里洗,一个锅里蒸,就是个头儿小些。我与小平听了,互相戏谑道,吃就吃了,不脏不坏的,用不着膈应,不敢吃猪食的检察人成不了好作家。
回程路上,遇到山体滑坡。从下午5点多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车辆才可勉强通过。为安全起见,大家下车步行,走过危险路段。天黑如墨,谷深如渊,脚陷泥泞,前路莫辨,有人开始大声呼喝,希望用声音为自己壮胆。我平生第一次发现,我们珍贵的生命竟是如此渺小和脆弱。恐惧不安悄然袭上心头,我忽然想起随身带着的“英雄”小电筒,急忙从包中取出。打开,一道白亮的光,利剑出鞘般刺向无边的黑暗。
(检察日报社驻河南记者站记者 孟红梅)
小城故事
前两天与朋友聊天,他说每天都把我写的《小城故事》读给孩子听,以此来激励孩子努力学习。听到这儿,我心里很温暖。
工作之余,我总想把看到的、听到的、遇到的、想到的有趣事情记录下来。著名作家海塞曾说,“没有什么比沉浸在创作的欢乐与激情中挥笔疾书更美、更令人心醉的事了”。于是,创作《小城故事》的兴奋油然而生,说写就写。
确定以小城发展作为背景后,我利用业余时间搜集素材、撰写大纲,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一次次提笔,一次次调整思路,希望既写出时代的厚重感,又写出小城、小人物的生活感,体现人世间的情和义。
在刻画主人公“莲”的时候,一个个人物碎片在脑海中相继浮现。我熟悉的友人、陌生的路人,都是故事素材,我见过的喜怒哀乐都成为故事情节,我经历的社会变迁都是故事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些成为我笔下的生活。
采访和记录成了写作中的乐趣,在行走中、攀谈时迸发出的灵感,我都马上一一记到本子上。惊喜也不断出现,很多有趣的细节和故事便在思考和经历的过程中慢慢流淌出来。那年聚会,几十年未见的同学都到了,大家走在校园里通往教室上课的小路,嬉笑着、追逐着,你一言、我一语,开心地叫着彼此上学时的“外号”,戏谑着各自上学时的糗事,欢声笑语中勾起了许多美好回忆,如昨日重现。这样珍贵的画面,突然给我灵感,何不就此取材,写进我的小说里?确定后,我把这些鲜活的画面定格在作品中,将点点滴滴充实进文字里,一批“70后”中专生的故事构架不断清晰起来。写着写着,坚毅、乐观的主人公“莲”便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有了丰盈的人物,故事也变得越发生动起来。
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完善,在一遍一遍删减和修改中,3万余字的《小城故事》终于诞生了。故事以祖国一步步强大和小城的发展变化为背景,以一名中专生的人生起伏和成长经历为主线,记录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中专大军,在特殊历史时期扎根基层,用青春芳华为祖国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故事。
坦言,我的作品中不免还存在着瑕疵,文笔还略显生涩,在语言的打造和主题的提炼上还需升华,用笔墨唱出久藏心中的著书之梦,也许这就是我对文学最执着的情怀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赵春艳)
珍贵的序言
《法治的追问:基层司法观察笔记》于2020年12月出版,这本书探讨了政法干警辞职的原因、对清廉的态度、命案必破的正义追寻、网络时代的法治学习,以及青年人要不要进入体制等议题。
我不仅写了自己的亲历、体验和观察,而且把自己不断自省追问的东西都借着写作倾诉出来,我想用体验式的视角与内省式的追问,提供认识、理解法治的独特路径。如果这种记录能让大家增加一点对基层司法的了解,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出书过程中最难忘的事,当属在自己反复纠结和忐忑中,请著名法学家朱苏力教授为书作序。当我完成初稿后,就想请朱老师写序,但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因为朱老师亲自带的博士大都不敢请他写序,何况是我。
这当然不是因为朱老师脾气不好,尤其喜欢他骨子里透出的童真和极为质朴的单纯,让人敬重,可爱可亲。
2014年冬季某日,我正在聊城大学讲课,讲完课看到友人微信说,朱老师在一次讲座中突然提到了我的网名“八品法曹”,这把我激动坏了。我赶紧向友人要来朱老师的微信号,加他为好友,从那之后,我就直接向朱老师讨教。
2018年我在北京培训,去北京大学看朱老师,他邀我去家里喝茶,他的家跟他本人一样简朴。下楼送我时,朱老师直接跑去为我叫出租车。忘不了他跑去叫车的背影,那时候他已经63岁了。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向朱老师发微信说了自己的请求,老师的回复很干脆,就俩字加一个标点符号——好的!
朱老师很快写完序言,而且对我拉杂的文字做了很认真的摘录。序言最后以《制度角色的便宜》为题发表在《地方立法研究》上,之前文章题目是《珍惜自己的角色和经验》,他对文章也先后做过三次修改。
2020年5月11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里最打动我的镜头,是片尾男主人公成功后几次强忍激动的泪水。他说‘我人生的这部分,这个小阶段,叫作幸福’。我从前没有指望过也会有这样的体验,但今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强忍了两回激动的泪水。”那天,正是我收到朱老师序言定稿的日子。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赵耀彤)
(检察日报 整理:简洁 卢金增 温邱娜)
中国首富往事与浮沉
首富难做更难守。
文 | 华商韬略 满建锋
1999年,上海安达信的会计师英国人胡润利用业余时间,查阅100多份报纸杂志和上市公司报表后,作出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排行榜”。在职工平均工资只有481元、北京平均房价只有1857元的当年,他告诉大家,有人已经积累了10亿级的财富。
一场关于“中国首富”的逐浪浮沉,就此展开。
【高光】
钟睒睒的案桌上,放着一手执剑,一手执书的“堂吉诃德”,这是他最喜欢的雕塑。
堂吉诃德映射着反乌托邦的清醒与理性,推崇堂吉诃德的钟睒睒,今年已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其4500亿元的身价,领先排名第二的马化腾多达1700亿元。
许多人对“首富”趋之若骛,钟睒睒却对此很不感冒,甚至反感。他很少公开露面,自己两家上市公司的敲钟仪式都不曾出席,连续三次当选“中国首富”后,更离聚光灯越来越远了。
69岁的他常年戴着玳瑁色眼镜,顶着三毫米寸头,独来独往。“很多人会觉得我不合群,谈不拢的人就不多谈了吧,但我并不感觉孤单,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合自己就好。”
要论首富的气场与排场,那还得是比钟睒睒小四岁的河南周口人许家印。
2018年底,河南周口太康县高贤乡,不少村民早上六点多起床,赶了10多里的路,道路两侧挤满赶来的乡亲,警察专门维持现场秩序:“中国首富”要回老家了。
一年前,许家印以2900亿元身价问鼎中国首富,此次衣锦还乡,他还带着96岁的父亲许贤高,以及首次公开露面的妻子丁玉梅。
从下飞机开始,各级领导就轮番陪同他,回到老宅,部分亲友、同学代表被安排到现场叙旧,没有提前被安排的,一律被安保人员拦在巷口。
当天的许家印穿着一件藏蓝色大衣,内搭蓝色高领毛衣,打扮接近归乡务工人,他还和被安排的家人一起吃了一顿“忆苦饭”,地瓜,黑窝头,白菜煮萝卜,地瓜汤。
许家印一边回忆往昔艰苦的日子,一边不忘关心支持家乡建设,当时的新闻这样报道:
“问学校建设情况、问学生升学率、问医院开业时间、问大棚蔬菜销售渠道,许家印每到一处,都详细了解项目的发展和落地情况,在太康县高贤乡,看到青椒个大色正,长势喜人,许家印亲手摘下两个青椒做起了代言人:‘希望我们的青椒销售渠道越来越广。’”
新闻中的许家印,还安排手下给村民发了3000元现金,一袋10斤恒大大米和一桶5L恒大食用油。
这也是许家印最后一次回周口老家,十几天后,老爷子许贤高在老屋去世,许家印并未现身,一切都交由哥哥许家钦负责操办。
这一年,恒大地产营业额4662亿元,核心业务利润783亿,被业内冠以“宇宙第一房企”和“利润王”,但这也是恒大最后的高光时刻,两年后,恒大就会有新的宇宙第一:
一年巨亏6800亿元。
那一年,许家印回了老家,丢了首富,接替他的,是和他喝过大酒的马云。
这一年,阿里年营收2502.66亿元,同比增长58%,创IPO以来最高增速,市值逼近5000亿美元,并一路超掉美国Face book、亚马逊等等巨头公司。
这一年的前一年,马云在《功守道》里击败各路武林高手,在撒贝宁面前坦言自己“对钱没有兴趣”,这一年的后一年,马云,大手一挥,大声说拜拜了。
2019年9月10日教师节,阿里包下杭州新落成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参会人数达6万,调用杭州公交1500余辆,临时交通管控,天猫、蚂蚁、菜鸟、飞猪、盒马等组成巡游方阵,有人说,第一次看到公司年会搞得像——
奥运会开幕式。
高晓松抱着吉他献唱一曲《同桌的你》,场内大屏幕回顾着马云创业的点滴历程,镜头捕捉到看台上的马云时,他的眼睛里已经噙满泪花。
这是阿里20周年年会,这,也是马云的退休晚会,是杭州,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司年会。马云在退休演讲中表示:“为了这一天,我认真准备了10年,今天不是马云的退休,而是制度传承的开始,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制度的成功。”
那一晚,阿里巴巴20周年年会,冲上微博热搜50余条。
那一天,也正好是马云55岁的生日。
绚烂的烟花照亮夜空,杭州奥体中心的呼喊声直冲云霄,马云扎脏辫、戴墨镜,穿上铆钉衣,独唱了汪峰的《怒放的生命》,与张勇合唱了《you raise me up》,将现场推向最高潮……
所有人都相信,2019年将是新辉煌的开始,谁也不会想到,三个月后,会是那样的2020。
【转折】
1988年,戊辰龙年,强力价格闯关的中国,零售物价指数创建国以来的最高上涨纪录,达到18.5%,过热成为经济的关键词,市场的力量开始迅猛生长。
这一年:
孵化出100万只鹌鹑的刘永好兄弟,让家里的企业总资产迈过了千万大关。
34岁的钟睒睒从《浙江日报》辞职,奔向热土海南。
同样34岁的王健林,主动请缨担任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总经理,正式吹响了进军房地产的号角,还迎来了儿子王思聪的出生。
33岁的杨国强,通过担任顺德北滘公社房管所区建筑队队长,积累第一桶金。
31岁的张茵,辞去深圳的财务工作后,创办了东莞中南纸业。
19岁的黄光裕,在北京珠市口东大街420号开出第一家店。多年后,他还对自己第一次到北京就被骗了耿耿于怀:刚出北京站,就有三轮车师傅问他去不去旅馆,然后师傅载着他走了很多街道,让他感受到首都的热闹繁华,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
旅馆对面就是北京站。
东南西北,千行百业,这些未来的中国首富,在1988年埋下“命运转折”的种子。
王健林接手的区属房屋开发公司,是个负债149万元、长期无人接收的“烂摊子”,全公司20多人挤在一所老楼里办公,楼下就是锅炉房,大家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
清理鼻子里的煤灰。
身着军大衣的王健林却充满干劲,对大家训话:“我决定了,你要是不做,就罚款,对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令行禁止。”
为找项目,王健林每天都去市政府蹲领导,软磨硬泡几个月之后,终于等到一句话:“你不是想开发吗?市政府北侧那块地给你了。”
后来王健林回忆说:“没想到那块地太麻烦,在我之前已经转手过三家国企,其实没人肯干。”
这是一片旧城棚户改造项目,测算之后的改造成本高达每平方米1200元,当时大连最高房价不过1100元每平。注定赔本的买卖,王健林还是决定干。
成本无法降低,就想办法提高房屋售价。他带着团队拆下木门木窗,安装上铝合金窗,防盗门,原本的暗厅改成明厅,甚至设计了当时副局级以上才能配备的独立卫生间。
改造完成后,王健林决定以1580元每平对外出售,1000多套房子一个月售罄,净赚了1000多万。四年后,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公司成立,再后来,王健林到名校演讲:
“哈佛耶鲁不如敢闯敢干,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
东莞和广州西北交界处的麻涌镇,满载纸品的运输货车来来往往,中国第一位女首富就在这里诞生,她的名字叫张茵。
张茵生在贫苦家庭,底下还有七个弟弟妹妹,1982年大学毕业后,她进入深圳一家面料公司做财务,一次香港出差,她结识了一位造纸的厂长,并被对方的几句话改变命运:
“废纸就是森林,将来造纸业肯定要从资源造纸向再生纸发展。”
当时,国内造纸速生林建设尚不完备,高档造纸原料依赖进口废纸和木浆。
当张茵在电视新闻中得知,高考时的国内印刷厂甚至不得不暂停出版《毛选》,以将更多的纸品用于印刷试卷时,她更加坚定从香港收购废纸运往内地搞再生纸制造,一定有广阔市场。
带着3万块钱积蓄,张茵开干了,从香港收废纸,一路收到美国。到2001年,她的中南纸业已以21万标准箱的成绩,位居全美各行业集装箱运输量第一。
5年后,由中南升级而成的玖龙纸业正式登陆香港交易所,张茵成为中国首富。
相比张茵一出手就找到终生事业,从《浙江日报》辞职前往海南的钟睒睒就没这么幸运了。他本想在海南开办中国第一份私营周刊《太平洋邮报》,但一出手就被勒令停刊。
之后他开蘑菇厂,倒卖窗帘,又养了虾,误打误撞好多年后,才做起了水,然后从一年几个行业变成十年一个行业,然后靠这个行业,踏上了连庄中国首富的旅程。
1988年,43岁的宗庆后,靠四处借来的14万元,承包了连年亏损的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再过几年,他迎来一位上门求合作的人,在海南把虾养瞎了的钟睒睒。
1988年,24岁的马云从杭州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当起了英文及国际贸易讲师;22岁的王传福正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攻读硕士;17岁的丁磊和15岁的陈天桥还在读高中;8岁的黄峥还在读小学,5岁的张一鸣还在幼儿园……
1988年,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红遍两岸,他在歌中唱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浮沉】
2020年10月,上海外滩。
已经“退休”的马云拿着一份演讲稿准备登台,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以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身份登场的马云,开始还客套了一下:“今天要不要来讲,很纠结……我反正已经退休,在非官方的论坛上,畅所欲言一下”。
然后,他就不客气了:
“今天需要‘政策专家’,而不是处长式的‘文件专家’……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抵押和担保就是最早的当铺……”
此前一天,蚂蚁金服A+H股同时发行的计划已落地,按当时的预期,这只金融科技独角兽即将创下全球最大IPO,市值或达2万多亿,马云也在演讲中很自豪:
“昨天晚上我们在上海确定了蚂蚁集团的定价,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融资定价,也是五年来第一次在纽约城外完成如此大体量的定价。”
然后……然后马云再也没有发表过公开演讲。此后至今,他的身影被外媒报道出现在日本、泰国、澳大利亚、荷兰、意大利……不是体验农业科技,就是探访高朋故人。
偶尔,他的消息冲上热搜,但再也没有畅所欲言,意气风发。即使深陷各种猜测甚至阴谋论,也没有只言片语,倒是拼多多市值赶超阿里那一夜,他有点坐不住了:祝贺拼多多——
“阿里会变,阿里会改。”
马云还可以改,有的人则改的机会都没了。
2023年7月4日,是许家印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当天,他主持召开了恒大足球俱乐部管理会议,要求俱乐部全体人员要进一步弘扬“狼性十足、协同拼搏、坚韧不拔、锤炼精英”的新广州队精神,为中国足球发展和振兴做出贡献。
两周后,中国恒大补发了2021年年报、2022年半年报以及2022年年报,结果没有让任何人“失望”:2021年净亏损6862.2亿元,2022年净亏损1258.1亿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负债总金额为2.4万亿元,但账面金额仅剩143.5亿元……
两年前恒大财富暴雷时,许家印第一时间站出来,给恒大全体员工送去了一封“家书”:
“坚信恒大一定能尽快走出至暗时刻,对购房者、投资者、合作伙伴和金融机构交出一份敢担当、负责任的答卷。”
当危机彻底爆发,许家印再也没有露面,就连昔日股东刘銮雄都说:“我无联络佢(他),但我相信想联络他的,都未必联络到他,我都怀疑有无人可以联络到他。”
大厦将倾,许家印无法“再为中国足球发展和振兴做出贡献”,更无力“交出一份敢担当、负责任的答卷”,但这些年,他从恒大拿走了500亿分红,为儿子购买了价值23亿美元不可更改、不可撤销、不可追赃的信托基金,还和妻子丁玉梅“技术性离婚”。
一身大烂账的许家印,监狱或许就是他最好的归宿。
那里没有莺歌燕舞,但也不会有危机四伏。
有“首富”入狱,也有“首富”出狱。
2021年2月17日,国美创始人黄光裕出狱的第二天,他高调表示:“力争用未来18个月的时间,使国美恢复原有的市场地位。”
18个月后,2022年8月19日,黄光裕表示之前确实步子迈得大了,然后重新定了一个“1+1+1”的三年战略发展目标:“在2023年实现较高盈利并达到以往较高水平,2024年达到历史最好水平,2025年明显超越历史最好水平。”
现在看来,这个步子还是很大。
2023年,国美集团旗下员工从两年前的32278名锐减到3609名,缩员比例近90%。国美上半年收入仅为4.15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缩减96.6%。
一个公司的衰落曲线总是相似的:先是离职潮,后是欠薪潮,最后是倒闭潮。
2021年下半年开始,国美初创时期元老陆续离职,包括国美在线CEO向海龙、国美电器CEO张德炬、国美投资CEO何阳青、国美电器CEO王巍等等。
紧接着,外围承包商开始上门讨要欠款,内部员工工资开始停发,员工甚至将讨薪信息直接发布在国美APP的抽奖转盘上:“黄秀虹/黄光裕,不要脸,拖欠工资,拖欠货款……”
北京鹏润大厦36楼,黄光裕在国美总部的办公地点,专属电梯、餐厅、洗浴中心、影院、卧室、健身房,楼顶还有2个直升机停机坪,这些都只为黄光裕一人服务。
现在,提到那里,关联的词却是,人去楼空。
去年,国美员工讨薪,徒步爬上了36楼的会议室,把黄光裕堵在了门口,双方甚至发生肢体冲突,黄光裕气得破口大骂:“不要脸!”
曾经三次问鼎中国首富的一代枭雄,落得如此狼狈下场。
【更迭】
1999年以来的24年,大洋彼岸的美国首富只有五人:分别是比尔·盖茨(16次)、沃尔顿(1次)、沃伦·巴菲特(1次)、杰夫·贝索斯(4次)和埃隆·马斯克(2次)。
不出意外的话,埃隆·马斯克的美国首富“连庄”还将继续下去。
相对美国的首富“固化”,中国这些年主打一个首富的“变化”。
从1999年起至今,仅以胡润、福布斯两大富豪榜计算,就至少20位内地企业家当过“中国首富”,包括荣智健、刘永好、刘永行兄弟、陈天桥、丁磊、黄光裕、张茵、杨国强、杨惠妍、王传福、李彦宏、宗庆后、李河君、梁稳根、王健林、许家印、马云和钟睒睒等。
除了荣智健和杨惠妍含着金钥匙,其余人基本都是白手起家,甚至出身很苦。
许家印一岁时丧母,是半个孤儿,上学住校时,背着红薯和红薯面窝头,冬天的窝头冻硬了,就热水泡开再吃,夏天的窝头发霉长毛,就把霉毛洗掉再吃。
马云创办海博翻译社时,一个月只有200块钱的收入,不够支付700块钱的房租,他背着麻袋去义乌、广州进货,贩卖鲜花、礼品、服装,做了三年供养翻译社的小商贩。
后来到北京搞互联网,踏破门槛见到人,被告诉没有预约,终于约上了,自己讲得唾沫直飞,对方面无表情,回到杭州之前,只能自己给自己打气:
相信再过几年,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
少年时期,钟睒睒当过泥水匠和木匠,读书机会很少,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他两次报名,都以20多分的差距遗憾落榜,工作后只获得了一个成人大专学历。
三一重工的梁稳根辞职下海时,已是洪源机械厂计划处副处长,但第一个项目是贩羊。
1997年,丁磊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内创办网易,三年后,网易成功登陆纳斯达克,随之而来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却让网易股价一度跌至0.51美元,涉嫌财务欺诈停牌4个月。
丁磊后来回忆:“其实那段时间很迷茫,连卖掉网易的心都有过。不卖的原因也不是说我不卖,而是我们财务审计出了问题,人家不肯买了。”
卖不出去,他干脆铁了心地坚持了下来。2002年,网易在《大话西游》的带动下彻底起飞,从年初的0.95美元一直飙升到70美元高位,成为“纳斯达克第一股”。
32岁时的丁磊成了中国最年轻的首富。
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首富走马换将,投资大亨、地产商人、科技新贵、零售大王纷纷登榜,首富位置上几乎每年都是不同面孔,曾经操持了张茵、杨国强等首富企业上市的原瑞银中国区主席蔡洪平,曾在碧桂园的上市酒会上感慨:
在美国,富豪榜首富十年才会换一次,而在中国一年就换一次。
但从第二个十年开始,情况有些不一样了。
2010到2020年,马云四次夺魁,王健林三次登顶,中国首富开始有了稳定性。
2003年,玖龙纸业就曾收到胡润的邮件,核实张茵个人的财富数字,张茵知道了,反应异常激烈:“我们绝不能上什么富豪榜!”甚至还给胡润发了不能评她上榜的律师函。
但最终失败了,胡润还是把她排在了当年富豪榜第17位。
张茵拒绝上榜是有原因的,虽然当时的富豪榜还没有被称为杀猪榜,但在中国人文化里,富豪这个字眼总是有些扎眼的。张茵一定深明其中的大义。
张茵害怕的同时,也有人把富豪榜视为光荣殿堂,某份榜单制作者就曾告诉华商韬略,每年都有人希望花钱赞助,只为多一些身价估值,也多往前站站位置。
当然不只是为了虚荣,而是可以名利双收。某一段岁月里,首富成为全民偶像,带着首富的荣光,干啥都方便,包括弄项目,集资与贷款。
但最终,还是张茵看得准,避免当首富才应该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2020年6月,拼多多股价疯涨,黄峥身价超过马云成为最热新闻,一个月后,他就宣布卸任CEO,由陈磊接任,同时将持股比例由43.3%降低到29.4%,坊间传闻,黄峥那段时间:
睡觉都会被当首富吓醒。
今年只有40岁的张一鸣,卸任字节跳动CEO已快两年了,尽管很多人都预测他会是下一个首富,甚至是中国的第一个世界首富,但他恐怕也会像黄峥一样,“保护好自己”。
这些年看下来,也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想被评为,甚至害怕成为首富的,往往更有事业与财富的可持续性,拿首富当荣耀和实力象征的,往往是里子有点虚。
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中国首富”都更像是时代更迭的倒影,只有时代的首富,没有首富的时代。碧桂园上市当天,蔡洪平还曾接到一个电话,谢谢他让碧桂园上市了:
“你终于帮我解套了,一年来,接到多少个电话,这个首富实在树大招风,今年终于可以安静一点了,因为有这位杨大哥(杨国强)超过了我。”
打电话的人,是前一年因为公司上市当了首富的张茵。
跨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国首富似乎变得更稳了,钟睒睒已三度蝉联,如果字节不上市,他多半还会继续坐在这个位置,真是辛苦他了,而一旦字节上市,钟睒睒恐怕也就会像张茵一样,彻底解套,接下来,就要辛苦张一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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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检察 | 五位检察人的写作故事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
案子与人生
写书往往需要一股情绪支撑,就是一种不吐不快的灵感。我在写《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时,就有这种感觉。
那时,一批快递小哥办假证的案件引起我的注意。有的快递小哥需要骑摩托车,但是考摩托车驾驶证需要几千块钱、花几个月的时间,为能尽快上岗、方便加油,他们就办了假证。一些快递小哥因涉嫌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被抓,但他们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对此,我们研判之后,立即启动紧急调研,出台规范性意见,区分情况,集中对一批案件作出不起诉处理,为快递小哥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保障,并制止了机械执法抬头的态势。
这些案件不算惊天动地,却让我感慨良多。那段时间,不仅是我,整个司法语境都在讨论常情、常理和常识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如何能够避免机械执法,体现司法的同理心和人性化。机械执法,表面上提高了司法效率,但是会增加社会对立面,减损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只有对机械理性的执法方式倾注情感,才能为法治注入生命。
虽然这批案件已办结,但我想,只要这种机械执法的理念还在,就会有类似的案子不断冒出,为此我写了《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这篇文章,并最终扩充为一本书,目的在于传播人性化的执法理念。
这本书和这个理念后来之所以能被广为流传并产生一定反响,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公众对法治有更高期待,如一些犯罪有不得已之处且容易引起共鸣,因此当事人和公众希望司法机关对此有所理解和体谅,如果我们不顾这些社会问题,就很容易产生机械执法,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冰冷感。二是检察官对自身有更高的要求,要以一颗同理心来权衡法理情。三是新的共识正在逐渐形成,如人性与理性的结合,永远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性,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能以牺牲效果为代价,等等。
写书源于我坚持日常写作,已形成自我规律——每周4篇,每年200篇左右,不管多忙,雷打不动。其中的文章会作为一个年度主题进行连续创作,比如刑事检察、轻罪治理、刑事出庭、司法与算法、司法与管理等,然后每年形成一本像《认罪认罚50讲》那样相对来说专业性、实用性较强的作品,相当于理论与实务结合的教材。
包括《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在内,迄今为止,我已写了《检察再出发》《法治无禁区》等8部实务作品。很多时候,写作对我来说不全是乐趣,也有压力,感到开心的是,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可,帮助别人解开一些心结,激发大家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尤其看到一些司法理念真正被他人接受,并应用于司法实践,感觉值了。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 刘哲)
用文学致敬匠心
“这篇文章我读了20多遍,每次都读得眼睛湿润。我们匠人的心,您是真的懂。”如水春夜里,一条信息跳出微信朋友圈,向我眨着笑眼。
他是我新近认识的一位玉雕工匠,出身清贫农家,曾经卖掉家里口粮才购回几块玉石原料。为了实现在瓶体内盲雕的突破,他耗费三年光阴,双目差点失明。而现在,他成了我又一篇“匠心”故事的主人公,并以8000字的篇幅登上了《中国报告文学》杂志。促成这桩牵手,是他的师傅:“你写我放心,因为,有《念物记——扬州手艺人》在。”一本书,一份信任。此刻,我觉得自己的所有用心都是那么值得。
或许是扬州这座文化古城的浸染,做着检察工作的我,业余时间爱好传统手工艺,由此结交了不少匠师朋友。他们身上的沉静气质,常常令我迷醉。2015年,同样关注传统文化的扬州广电传媒集团一本刊物的负责人,有意开设一个“寻访手艺”专栏,我们一拍即合。从此,我开始了扬州手艺的专题写作。
在写作对象的选择上,我没有局限于那些功成名就的大师、非遗传承人,而是把更多的笔触伸向民间高手。我觉得,一名成熟的写作者,不应当以外在光环来衡量被写作者的价值,兼具过硬技艺和虔诚之心,才是我们所要礼赞的对象。于是,在我的笔下,有了摆地摊的手工布鞋制作者、甘于寂寞的“90后”裱画师、从不做假的老器物维修师……
动笔之前,我按照惯常的写作速度,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用两年时间采访20个左右的手艺项目,完成2篇5000字左右的作品。但真正开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预算”与实际相差太远。
一门手艺传承到今天,往往是丰厚文化积淀和数代巧匠智慧的结晶,蕴含着很多专业知识,研究不透就会写出外行话。因此,每写一篇文章,我查阅的资料会多达几百页。同时,我还实地走访,观察技艺流程,甚至跨年度跟踪采访。为避免专业性强带来的晦涩难懂,我尝试用娓娓道来的文学语言,讲好其中的故事。
经历如此的“文火细煨”,当我写完筛选出的23个手艺项目时,时间已过去了整整4年。
有人说,在凡事都讲效益的今天,我这样的写作有点不入流。但在精神上,我觉得自己收获了很多。因为,每一次与匠人的对话,都仿佛是一次灵魂洗礼。他们对职业的尊重,对技艺的敬畏,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心中有念,什么是真正的匠心。
4年“慢耕”换来的是多汁的“果实”。这些文章见报后,读者和专家们评价:“这是在用文学致敬匠心。”多家网站也予以转载。2020年春,我的《念物记——扬州手艺人》一书公开出版。
文学是沟通人心的桥梁。因为这本书,更多的工匠将我视作朋友,引我走进更为广袤的匠心世界。而匠心,也正在成为更多人的价值追求,如同长路上,那一盏盏明亮的灯火。
(江苏省扬州市检察院宣教处三级主任科员 梅静)
深谷灯光
夜深人静,正是敲字好时候。
嗒嗒、嗒嗒、嗒嗒嗒……儿子给我换的这个电脑键盘,分明就是一架小小的钢琴。指尖起落间,山溪流淌,秋日私语,自在娇莺恰恰啼……一个个字符踏着明快的节奏,黑色小精灵一般,成群结队,跃然屏上……
忽然,眼前一黑,停电了。黑暗中起身,摸索着去找新的光源。那是一支强光手电筒,是我2011年11月参加检察日报社举办的“书香检察”笔会获赠的。袖珍型,像支特大号的老式英雄牌钢笔。
“英雄”一直没有用武之地,直到2015年的11月。事实上,一行人利用假期,来到秦巴山区、古庸之国,很大程度上与我有关。当时,我正在业余创作长篇历史小说《蔽芾甘棠》,写到主人公召公巡行西南巴、蜀、庸、濮等诸国,灵感一时迟滞起来。我知道,我应该循着召公的足迹,到外边走上一走了。
那是一个午后,湖北竹溪大山深处一户人家的院子,盛满了冬日暖阳。吴老师和青山在看一个老物件,我与其他人在看他们。老物件是块上百年的樟木牌匾,上书“椿茂云连”四个大字。吴老师和青山,一个专注于历史文化研究,一个醉心于民间文化传承保护,见了这样的老东西,自是欢喜不尽。我也是欢喜的,可当时,望着“椿茂云连”,我想到的却是“椿萱并茂”,脑海中便不可抑止地浮现出了香椿炒土鸡蛋、凉拌金针菇这些饭菜的画面。
说来话长,那天早上6点出门进山,下午3点还未吃上午饭。当时,一股熟悉的味道飘来,我与诗人小平不约而同说了声“蒸红薯”,然后便循味找去。走进一间屋子,里边空空荡荡,不见灶台,也不见炉子,但见地上一个大号的铝蒸锅,被掀了盖子,暴露着一肚子热腾腾香喷喷的蒸芋头。我咽了下口水,拣了个拳头般大小相对完好的,剥皮,掰开,与小平分而食之。
女主人来喊我们吃饭,见状,惊讶地瞪大了眼,继而又面露愧色,不好意思地说:“那是给猪吃的。”
我一愣,但随即镇定下来,问女主人,猪吃的和人吃的有啥区别。女主人说,没啥区别,一个盆里洗,一个锅里蒸,就是个头儿小些。我与小平听了,互相戏谑道,吃就吃了,不脏不坏的,用不着膈应,不敢吃猪食的检察人成不了好作家。
回程路上,遇到山体滑坡。从下午5点多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车辆才可勉强通过。为安全起见,大家下车步行,走过危险路段。天黑如墨,谷深如渊,脚陷泥泞,前路莫辨,有人开始大声呼喝,希望用声音为自己壮胆。我平生第一次发现,我们珍贵的生命竟是如此渺小和脆弱。恐惧不安悄然袭上心头,我忽然想起随身带着的“英雄”小电筒,急忙从包中取出。打开,一道白亮的光,利剑出鞘般刺向无边的黑暗。
(检察日报社驻河南记者站记者 孟红梅)
小城故事
前两天与朋友聊天,他说每天都把我写的《小城故事》读给孩子听,以此来激励孩子努力学习。听到这儿,我心里很温暖。
工作之余,我总想把看到的、听到的、遇到的、想到的有趣事情记录下来。著名作家海塞曾说,“没有什么比沉浸在创作的欢乐与激情中挥笔疾书更美、更令人心醉的事了”。于是,创作《小城故事》的兴奋油然而生,说写就写。
确定以小城发展作为背景后,我利用业余时间搜集素材、撰写大纲,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一次次提笔,一次次调整思路,希望既写出时代的厚重感,又写出小城、小人物的生活感,体现人世间的情和义。
在刻画主人公“莲”的时候,一个个人物碎片在脑海中相继浮现。我熟悉的友人、陌生的路人,都是故事素材,我见过的喜怒哀乐都成为故事情节,我经历的社会变迁都是故事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些成为我笔下的生活。
采访和记录成了写作中的乐趣,在行走中、攀谈时迸发出的灵感,我都马上一一记到本子上。惊喜也不断出现,很多有趣的细节和故事便在思考和经历的过程中慢慢流淌出来。那年聚会,几十年未见的同学都到了,大家走在校园里通往教室上课的小路,嬉笑着、追逐着,你一言、我一语,开心地叫着彼此上学时的“外号”,戏谑着各自上学时的糗事,欢声笑语中勾起了许多美好回忆,如昨日重现。这样珍贵的画面,突然给我灵感,何不就此取材,写进我的小说里?确定后,我把这些鲜活的画面定格在作品中,将点点滴滴充实进文字里,一批“70后”中专生的故事构架不断清晰起来。写着写着,坚毅、乐观的主人公“莲”便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有了丰盈的人物,故事也变得越发生动起来。
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完善,在一遍一遍删减和修改中,3万余字的《小城故事》终于诞生了。故事以祖国一步步强大和小城的发展变化为背景,以一名中专生的人生起伏和成长经历为主线,记录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中专大军,在特殊历史时期扎根基层,用青春芳华为祖国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故事。
坦言,我的作品中不免还存在着瑕疵,文笔还略显生涩,在语言的打造和主题的提炼上还需升华,用笔墨唱出久藏心中的著书之梦,也许这就是我对文学最执着的情怀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赵春艳)
珍贵的序言
《法治的追问:基层司法观察笔记》于2020年12月出版,这本书探讨了政法干警辞职的原因、对清廉的态度、命案必破的正义追寻、网络时代的法治学习,以及青年人要不要进入体制等议题。
我不仅写了自己的亲历、体验和观察,而且把自己不断自省追问的东西都借着写作倾诉出来,我想用体验式的视角与内省式的追问,提供认识、理解法治的独特路径。如果这种记录能让大家增加一点对基层司法的了解,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出书过程中最难忘的事,当属在自己反复纠结和忐忑中,请著名法学家朱苏力教授为书作序。当我完成初稿后,就想请朱老师写序,但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因为朱老师亲自带的博士大都不敢请他写序,何况是我。
这当然不是因为朱老师脾气不好,尤其喜欢他骨子里透出的童真和极为质朴的单纯,让人敬重,可爱可亲。
2014年冬季某日,我正在聊城大学讲课,讲完课看到友人微信说,朱老师在一次讲座中突然提到了我的网名“八品法曹”,这把我激动坏了。我赶紧向友人要来朱老师的微信号,加他为好友,从那之后,我就直接向朱老师讨教。
2018年我在北京培训,去北京大学看朱老师,他邀我去家里喝茶,他的家跟他本人一样简朴。下楼送我时,朱老师直接跑去为我叫出租车。忘不了他跑去叫车的背影,那时候他已经63岁了。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向朱老师发微信说了自己的请求,老师的回复很干脆,就俩字加一个标点符号——好的!
朱老师很快写完序言,而且对我拉杂的文字做了很认真的摘录。序言最后以《制度角色的便宜》为题发表在《地方立法研究》上,之前文章题目是《珍惜自己的角色和经验》,他对文章也先后做过三次修改。
2020年5月11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里最打动我的镜头,是片尾男主人公成功后几次强忍激动的泪水。他说‘我人生的这部分,这个小阶段,叫作幸福’。我从前没有指望过也会有这样的体验,但今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强忍了两回激动的泪水。”那天,正是我收到朱老师序言定稿的日子。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赵耀彤)
(检察日报 整理:简洁 卢金增 温邱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