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Ming 长期战争使得日本战备资源极度匮乏，1943年8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应日方要求，通令各机关收集铜类，规定凡属官署团体或一般商店住户铜品均得分别情形收集检送。日伪此举，目的为制造武器弹药搜集物资。
故宫的铜缸，本置于各建筑物之前，作贮水消防之用的。日方觊觎这批铜缸为时已久，在平日参观时就派人暗中进行调查。收集令下发后，故宫方面为了应付日伪机关，先收集散置于各院落的废铜，得2095斤欲交给日方。
然而，日方所需不止于此。日方提出希望故宫将铜缸献出。为了减少损失，故宫找出稍有破损的12件铜缸、铜礅，准备献纳。日本陆军第1400部队也派人前来查看铜缸情形，准备起运。
令人奇怪的是，起运日期一拖再拖。正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故宫方面听说：在一次会议上，日本人黑柳当众披露军方意图：军方觉得故宫所存铜缸甚多，如今仅献出破铜缸12件，对此十分失望。
为完成日本军方给北京所下达的收铜数量40万斤的任务，黑柳直接找到故宫院长祝书元，希望故宫方面将铜缸大量献出。但祝书元表示，故宫铜缸均编号登册，属于古物范围，院方负有典守责任，不能自由处置。即便军方需用，亦须呈政委会请示办法。
将黑柳支走后，为防范日方任意提取，故宫方面紧急预筹对策：首先是摸清家底，统计发现，前后宫各院落所陈列之铜缸有277件，其中：明清两代所造有款识者共98件；虽无款识而察铜色式样略同于明代所造者125件；无款识查其式样不能断定其时代者共54件。
最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令故宫方面献出无款识、不能断定时代的54座铜缸，以及无款识铜礅3尊。1944年6月19日起，66座（第一次12座，第二次54座）大铜缸、91具照明用铜灯亭、4尊铜炮和3尊铜礅等被日军陆续运走。
运走66座大铜缸等后，日方又于7月16日通过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给故宫来函，指出第三次公有铜品献纳需数甚巨，要求献出太庙所存铜器，其中包括：砖门前铜缸4口，前殿内铜鼎2尊，中殿内大铜鼎11尊，小铜鼎12尊，后殿铜鼎4尊，及前后殿东西两旁铜缸25口。
故宫方面据理力争，去信指出“铜鼎系供桌上供器中之香炉，供器每份三件或五件，照原式陈列，略存历史的意义，不便拆散”，铜缸则上年已奉令予以保存。与此同时，故宫声明来函所说的铜器数量和故宫所登册簿不符，尚需核查。
幸运的是，最后此事也未再追究，至此，最后一次献铜事件不了了之。
档案表明，日方征集的不仅仅是铜器，还包括钢、铁。慈禧当年修建的西苑铁路，此时已废弃，但铺路的钢轨这次也未能幸免。历史博物馆当时存于故宫午门一带的上千件铁礅，也不幸为日方所夺，损失惨重。这些大铁礅中，为元明两代所造、有历史价值者14尊；明清所造、无款识的1406尊。除有历史价值的14尊仍妥为保存，加上每一类别的铁礅留一件作为陈列品外，1420尊铁礅中，大部分为日军第1800部队所运走。
经过三次索要，故宫“所藏铜缸尚存160口，要皆精品；铜铁各礅凡元明清三代所造有历史价值者，皆悉数保留。此外炉鼎像设历代之珍，则巍然无恙。”大铜缸等，日方都运至天津再转运日本、朝鲜等地。抗战胜利后，故宫曾派员前往天津追讨，结果发现“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 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 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最终，幸存的部分铜灯亭、铜炮、铜缸于1946年3月15日被运回故宫。
